明星公益需要一次清洁行动

文/松榆轩主

    孙俪、袁立、李湘、林俊杰、吴佩慈、苏有朋、林心如、苗圃、李晓冉……有这样几十位炙手可热的明星参与，又是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这样炙手可热的公益慈善机构合作，还是为举世注目的汶川大地震募款，这样的公益活动必定吸引公众眼球，并必能博得公众爱心涌出的金钱。然而，这样一次公益活动背后的操盘手却是一家文化公司，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均表示从未委托该公司合作这样的公益项目，而明星的经纪人则表示可能上当了。《公益时报》记者的调查显示，这极有可能是一起打着公益旗号、骗取明星爱心以谋取商业利润的不光彩行为。

    明量加公益，是风行全球的一种公益模式。明星的号召力能够使公益活动增加相当的吸引力，而明星也能够在成功的公益活动中博得公众更好的观感，同时更有利于募集善款，可谓一加一绝不等于二的佳配。然而，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却看中了“明星加公益可赚更多钱”这一“门道”，中国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类似的以公益名义骗取明星爱心赚取利益的现象很多。问题是，这样一来，别有用心的公司是赚钱了，但明星却受到了伤害，公益爱到了伤害，公众爱心更是受到严重伤害。如果此类黑心“公益”活动得不到扼制，最终受打击的是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看来，明星公益需要一次清洁行动。

    关于公益性演出，国家民政部有明文规定加以规范；而文化公司打着公益的旗号向公众募捐，在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这家文化公司大概也是清楚明白这一点的，因此才利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这样大名鼎鼎公益慈善组织的相关文件，虚构了“公益”合作的场景，事实上是将两家公益慈善组织作了大大的台柱子，好骗取大腕明星们登台亮相，以帮公司“吸钱”。这样的活动游离于不同的行政部门之间，公司是工商注册却打着公益的旗号，工商不好管，民政管不了。看来，要对明星公益来一次清洁行动还需要综合执法，工商与民政部门应该从不同的“正本清源”目标出发，联手对这类违规活动进行治理，以保障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被冒用名义的两家公益慈善组织也是受害者，如果这家文化公司假借公益慈善组织名义而谋取商业利益，实质上或多或少的也对两家公益慈善组织名誉造成了伤害，两家公益慈善组织也应该拿起法律武器，以保卫自己的声誉，更要保护公益慈善活动的庄严与高尚。而明星们在今后类似的公益活动中也需要睁大眼睛，就如代言产品一样，必需对相关公益活动邀请严格审查，其实也很简单，只需要向所谓的合作的公益慈善组织核实一下，就可以戳穿骗局。

    而对于那些进行这样不光彩活动的文化公司，应该清楚明白的是，这不仅违规违法，而且还很缺德，特别是利用数以万计的人殒命的汶川大地震作局，就更缺德。缺德的事情还是不做的好，否则，不仅终难逃法网，恐怕天也会有所报应。

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何在？

文/松榆轩主

    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最新《全国性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监测报告》，在被调查的82家慈善机构中，只有7家对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据以统计的8项指标均有涉及和不同程度的公开，仅占总数的8.5%；而“总体来看，在有关5·12汶川地震捐赠信息披露方面，被调查的28家社会组织的各项披露信息均不够公开透明”，其中“接收地震捐赠的实际支出或转移的公示是做得最不好的一个指标”，“而这却正好是捐赠者和社会公众最关心和最重视的”。

    “捐赠者和社会公众最关心和最重视的”，应该就是体现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核心所在。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报告，慈善组织在“各项披露信息均不够公开透明”的同时，而且在体现慈善组织公信力核心内容方面“做得最不好”，如此，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到底何在？

    实际的情况可能比前述的还要糟，从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报告看，对多家慈善机构还有“手下留情”的味道，如在“5·12汶川地震捐赠款物接收与支出明细数据库”这一项的调查中，有的“提供的是可供查询的电话”，有的只提供捐赠查询而没有专门的明细数据库，有的没有支出项……报告认为，“这些虽然不是完整的款项接收与支出明细数据库，但此处均纳入统计中，视作已完成此项指标，只是有待进一步完善”。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报告最后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出台我国慈善信息披露办法，建立慈善捐助信息公开透明工作机制，督促各地、各有关机构加强慈善捐助信息的社会公示工作。慈善信息的公开透明成为该报告建议的最核心内容，并视之为提高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重中之重。那么，什么是公信力？公信力就是“使公众信任的力量”，是社会公共生活中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要使公众信任，首先必需使公众了解，了解得越详尽，公信力才可能会越强大。唯有全面公开透明慈善捐助信息，才是不断提升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唯一光明大道。而中民慈善捐助信心中心的调查显示，中国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情况很不乐观，从而导致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令人堪忧。

    没有公开就不可能有公信力，没有公信力就没有生命力，没有生命力就没有发展力。如果政府和各慈善组织对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没有足够的重视，那么中国慈善组织的发展前景恐怕就不会太光明，进而影响到中国公民社会的健康形成，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一道坎。因此，公信力建设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中国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涉及的不仅仅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进步，更涉及国家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只有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才能真正认识到公信力之于中国慈善组织、之于国家发展的重大意义。也只有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有关公信力建设的慈善信息披露办法、公开透明工作机制、慈善捐助信息社会公示等，才能尽快出台并实施，各慈善组织才能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公信力，并自觉加强行业自律和能力建设，完善信息公开透明披露工作。

    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就在于政府促进慈善捐助信息公开透明的决心，就在于各慈善组织敢于全面公开透明慈善捐助信息的决心，就在于这两个决心所体现出来的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力量！

喝水捐钱：农夫山泉到底甜不甜？

文/松榆轩主

    农夫山泉遭遇“水质危机”的同时，另一场危机似乎正在悄悄逼近。据《公益时报》最新报道，曾红极一时并获选十大营销案例的农夫泉“喝一瓶水捐一分钱”公益创意，正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质疑。报道称，有知情人士爆料，从2005年开始，农夫山泉饮用水的市场销售量每年约15亿瓶到20亿瓶的规模，如此算来，农夫山泉应该每年至少拿出1500万元注入助学基金，而不是500万。加之活动何时开始并结束、在何地域开展、消费者喝水捐的钱是否都捐赠到位等细节并不明朗，有消费者和营销专家质疑，农夫山泉“一分钱”公益活动是否有欺骗消费者爱心的嫌疑。

    喝一瓶水捐一分钱，农夫山泉到底甜不甜？这个问题很重要，必须搞清楚。因为这事涉已渐成潮流的“购物即慈善”公益理念的公信力及可持续性，这事涉到能否有效保护广大消费者空前高涨的慈善热情并使之持续高涨，甚至可以说事涉汶川地震后高调起来的中国慈善事业能否继续高调下去。事实上，继农夫山泉之后，不少企业就推出了类似的公益活动，比如乐百氏“喝一瓶水捐两分钱”给绿化事业，麦当劳“吃巨无霸捐特奥会”，惠普的“买耗材捐救重症贫困儿童”。甚至不少公益机构也力推“购物即慈善”的公益理念，如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企业共同发起的“中国红行动”，就是加盟企业从产品销售中捐善款给红基会建设了100多所博爱卫生院；再如宝洁旗下六大护理品牌以购物捐赠方式，通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汶川地震灾区小学捐建20个体育乐园。这说明，“购物即慈善”已成为当前中国公益领域一道亮丽的风景。但是如果消费者质疑的农夫山泉“一分钱”公益确实有问题，那么这山泉的苦涩影响的将不仅仅是农夫的社会公信力，还将严重影响刚刚蓬勃起来的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购物即慈善”在中国学术界称之为“公益营销”，这事实上是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概念。企业公民理念是个泊来品，真正的企业公民理念应该是公益是公益、营销是营销，两者并行而不同轨。在现代慈善事业最发达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和福特公司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单元，各自独立运作，其它如洛克菲勒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公司、比尔·盖茨与梅琳达基金会和微软公司等等，也只是除了名称上的关联，在具体运作上都是互相独立、互不干涉。这样两个绝不同轨的概念在中国能够发展成为“公益营销”这样的复合体，应该与中国“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商道有关，在这种传统商道理念下，赚钱与做善事是密不可分的。加之中国现代慈善事业还处于“初期阶段”，从调动企业和社会慈善积极性方面而言，将“公益”与“营销”紧密挂钩，也就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

    虽然在中国国情的背景下，“公益营销”是可以理解的自然，但这个理念也有很大的风险，即容易让人们分不清到底是为“公益”还是为“营销”，因为两者偏重程度不同，所取得的公益公信力和社会尊敬程度也会有极大差别。如果是在企业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还会出现一些无良企业借蒙骗公众爱心行营销之实的问题，或者其公益诚意会遭遇消费者质疑。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益营销”如果要想保持公益公信力，充分展示企业的公益诚信，就必须保持相当的透明度。因为，“公益营销”是打着慈善爱心的旗号动员公众资源来参与慈善事业，公众借助“公益营销”捐了钱，就有绝对的权利清晰了解整个“公益营销”活动的所有细节，如果动员消费者参与了，消费者却不知道自己捐的钱到底用没用到慈善公益事业上，这样的“公益营销”必然最终会遭遇消费者质疑，并损及企业的整体信誉，进而影响整个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

    农夫山泉如果真得甜，就应该通过企业年报，当然最好是企业公民报告，而且最最好的是通过第三方发布，将历年“一分钱”公益活动的情况向消费者说清楚讲明白。这是作为一个企业好公民应尽的义务，于企业的公信力和营销有百利而无一害。当然，除非农夫山泉真得不那么“甜”。

重要的并不在于财产申报

文/松榆轩主

    民政部有关人士“低保家庭要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的消息一出，立马引来诸多争议，最大的争议莫过于“低保户和官员到底谁更需要申报财产”。其实不管是“反贪腐”还是“防骗保”，重要的都不在于财产申报，而是制度安排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在于做出科学制度安排的决心和诚意，财产申报只是制度安排很小一部分而已。

    关于低保家庭财产申报的可操作性，民政部有关人士也表示，由于一些法律上的“障碍”，“真正了解申请者的家庭收入很难”。由此可见，即使未来实行了低保家庭财产申报制度，民政部门也很难绝对保证每一个低保家庭申报的财产都是真实可靠的。这并不是说就不要低保家庭财产申报制，作为社会救助这项大制度安排的一小项，财产申报无疑对于整个制度的有效实施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比如对弄虚作假者首先会有心理上的威慑作用，同时对于参与造假的人或相关部门部门也有了法律或行政处罚的依据等等。也就是说，家庭财产申报，对于社会救助制度公平、阳光的实施是必须的，但不是唯一的，确保社会救助的公平、阳光，更重要的还在于整个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对于低保家庭而言，民政部门核实其实际收入有法律障碍所带来的难度。对于反贪腐而言，官员财产申报恐怕情况远比低保家庭财产申报要复杂得多。如果说在家庭财产申报上弄虚作假骗保只是“窃钩”的小伎俩，那么在在家庭财产申报上弄虚作假以规避贪污腐败的罪行则是“窃国”的大图谋。“窃钩”小技实施容易识破应该也不难，但“窃国”大谋则实施容易识破却很难，因为官员掌握着公权力，连政绩指标这样的“大数字”都可以轻松造假，并能成功瞒天过海，家庭财产申报数据造假应该更不在话下。因此，家庭财产申报也并不是反贪腐的根本性措施，也只能是一个小小的配套项目，还得与其它确保官员财产申报不能造假、不敢造假的制度性安排相配合，才能起到反贪腐的作用。反贪腐重要的还在于党和政府反贪腐的决心和诚意，并在这种决心和诚意基础上做出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

    防骗保也好，反贪腐也罢，如果只是仅仅纠缠于“财产申报”这样技术性的小问题上，恐怕会骗保防不住，贪腐更反不了。根本性的解决办法其实是两个问题的一个方面，低保问题所涉及的人群是接受公共福利服务的人群，而反贪腐所涉及的人群是掌握公共资源并分配社会福利的人群，防骗保是掌管社会福利分配权的官员应尽的义务，拒贪腐更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的官员必须承担的义务，最终的目标都是确保官员能实实在在为人民谋幸福，而这正是我党从诞生以来持之以恒的理想与信念。正是这种理想和信念，才确保了人民群众支持革命、参与革命，最终在我党领导下取得了革命的根本性胜利；正是这种理想和信念以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成功，才使我党的一党执政有了历史与现实的正当性。为劳苦大众谋幸福，是我党立党之本，革命力量之源，更是确保我党一政执政正当性的根本。这个理想和信念就是所有加入党的队伍的党员干部必须持守的信仰。防骗保和反贪腐唯一能取得胜利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党员干部必须永远保持这个信仰绝不褪色，一旦这个信仰裉了色，就没有资格再呆在党的队伍里，更没有资格做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社会主义中国的党的官员。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即使没有财产申报这一项，相信党和政府也一定能做出完美的杜绝贪腐的制度安排，做出如低保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完美制度安排当然就更不在话下。如果不能确保党员干部的信仰绝不裉色，那么别说靠财产申报来防骗保、反贪腐，就是再好的制度设想恐怕也只能是痴人说梦，并会严重威胁我党一党执政正当性的根本。

水价改革：别拿“喝不起水的”不当回事

文/松榆轩主

    在一个“解读水价问题”的小型论坛上，有专家语出惊人：“不能因为有些人喝不起水，就不提高水价！”这位专家大概只是专于“信口开河”的那一类，根本不知道水价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涨字，一个“涨”字涉及的问题，也绝不是一个习惯于“信口开河”的专家所能想像的，比如水一涨价，就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涨价的，因为商品生产几乎没有能离开水的，因此，一个“涨”字，涉及的还不仅仅是“喝不起水”的贫困群体的日常用水问题，涉及的是他们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能否持续，如果像这位专家这么简单的“涨”，是有可能把贫困群体逼入绝境的。如果这位专家真得不知道一个“涨”字背后还有这么大的文章，那最多属于无知而不专的“专家”而已。如果这位专家明知这个道理，还要出惊人之语，那恐怕就是专家的人品问题，至少专家的屁股没有坐在人民群众一边，所以才不管贫困群体死活的嚷嚷着涨。

    水价改革绝不能拿“喝不起水的”不当回事，提高水价更必须考虑贫困群体。水这样最基本的生命之源，最基本的生活必须，其价格变动必牵一发而动全身，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对于贫困群体而言，水价改革、特别是涨价还可能是生死悠关的天大的事。如果不顾“喝不起水的”而简单涨水价，那么本以保护水资源为目的的水价改革，可能会让党和政府失去另外一种“水”——人民群众。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本就是鱼水关系，所以，那位专家的惊人之语，看起来是站在供水企业一边为政府涨价说话，其实是在害党和政府，把养鱼之水逼入绝境，当然就是把鱼逼入绝境。

    有鉴于水危机越来越严重，水价改革当然势在必行，但水价改革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涨”字能够概括，而是必须在保护资源与保障人民生活特别是困难群体生活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既不能完全站在供水企业利益一边，也不能立足于政府如何方便行事的基础之上，更不能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因此，水价改革首先必须弄清楚将会给人民生活带来怎样的根本性变化，以及人民对这种变化的承受能力，特别要考虑困难群体的生活会不会雪上加霜，然后再研究到底是简单的涨价，还是以征税的形式来限制对水资源的浪费行为，或其它的水价改革办法。有鉴于“涨”字已让人民群众多少有些心惊胆颤，还是应该以征收资源税的方式来改革水价比较好，水价不涨，征税分段，用水越多，税额越高。这样既能保障本就因生活困顿而在用水上分外小心的困难群体生活水平不致因水价改革而下降，又能对那些有经济实力用水大手大脚的人群进行必要的用水限制，最终达到保护水资源的目的。

    即便是分段征税，也要区分不同地区和人群。比如有专家建议，对水资源稀绝地区税收应该高一些。这同样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见识。我国最著名的贫困地区——“三西”地区，就是最缺水的地区，如果在哪里对水实施高税收，那么势必严重影响招商引资，扶贫开发又从何谈起？如此，则“三西”地区恐怕永远也脱不了贫。因此，分段征税也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有利于扶贫开发、缩小地区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为基本原则。

    不只是在水价改革上必须考虑贫困群体，最近以来，电企已第三次要求政府提高电价，天然气价格改革方案也在紧张讨论中，这些都是涉及人民生活最基本层面的资源性物质，其价格改革如果也是简单的一个“涨”字，带来必然是与水价改革“涨”字领先同样严重的问题，因此，其改革方式也必须与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相结合，也必须充分考虑贫困群体的问题。

建议发改委定价工资与美国接轨

文/松榆轩主

    据《广州日报》报道，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在“关于成品油价格有关热点问题的说明”中表示，中美油价“基本相当”。但本报记者昨日获悉，其列举的美国三地油价都是美国最贵的油价，作为比较的国内油价则是价格较低的93号汽油；事实上扣除税负后美国不少州的油价还是要低于国内油价。另据报道，国家发改委认为国内油价尚未调整到位，并强调现行成品油价格符合国情，同时声称国内油价应与国际接轨。

    关于油价的争议由来已久，国家发改委一二再再二三的调价，再面对争议解释，但解释来解释去，却总拿美国油价说事，这恐怕就是发改委油价与国际接轨的根本含义吧。在强调应与国际油价接轨的同时，发改委又一再强调要结合中国国情。这两种说法本身就有矛盾，要与国际接轨，事实上根本就不可能兼顾国情；要兼顾国情，就根本与无法与国际接轨。这是个很明显的道理，因为中国的人口、收入、市场、体制等等国情，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说是特力独行的，即是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算是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与中国的体制有很大差别，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国情与国际各种情势的巨大差别。在如此大的差别状况下，又要与国际接轨，又要兼顾中国国情，就算是创立中庸之道的孔子再世，恐怕也难“中庸”到一块儿。

    那么国家发改委又为什么总要强调与国际接轨与兼顾中国国情这样极其矛盾的两个方面呢？无非就是打着兼顾国情的旗号行与国际接轨之实，而对于超出“国际”的部分则用“兼顾国情”来解释，以行超国际之实。比如明明你油价比你用的国际参照系美国还要高，这个时候发改委就不说与国际接轨了，而是强调兼顾中国国情。反正一句话，怎么于中国垄断的油企有利就怎么解释，反正权在我手，我当然要说我的理，你还一定得当个理，就算你不当个理，你也拿我没办法。

    既然发改委那么喜欢以美国作为国际参照系，又那么喜欢兼顾国情，那么请问教发改委几个问题：美国是世界老大，中国是吗？美国人平均月工资就可以买台车，中国人月平均工资能买个车轮子吗？美国不到中国零头的人口占的地方与中国13亿人占的地方一样大吗？美国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全球均第一，中国经济总量全球老三，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老几？美国各州比中央政府更有自主性，中国各省市相比中央政府有那么大的自主性吗？在这样差异巨大的情况下，要与之接轨可能吗？要兼顾国情可能吗？

    事实上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很多方面都不可能与国际接轨，更无法与美国接轨。比如完全市场化这个问题，比如中国的粮食生产如果走市场化的路子，那么如果出现水果蔬菜行情好又赚钱，于是相当的农民都不种粮了，去种水果蔬菜，那这么多人口的精食安全由谁来保证？如果在粮食产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粮价还要完全由市场来决定，那中国的粮价恐怕要比已高于国际油价的中国油价还要高几赔，那个时候“稳定求发展”的总体目标还能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来实现吗？

    其实发改委“考虑中国国情”的说法是准确的，而且不应说是考虑中国国情，而是“立足”中国国情。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地大物博却又人口众多。人多粥少，如果什么都由市场来定价的话，那么所有的粥肯定都能卖到天价，只是那样一来，中国的老百姓还活不活？所以，中国的很多价格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完全靠市场来说话，包括油价，而是必须由政府加以适当控制，只有在政府公平控制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地大物博却又人口众多的中国的基本社会公平。这也是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信任党和政府、依靠党和政府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国国情决定了，没有党和政府的适当“控制”，绝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将面临问题。如果发改委从这个角度，完全从中国国情的角度来考虑油价，而不是口口声声与国际接轨，也许油价就算比美国再高些，理也能说得更通，老百姓也更容易接受。我们国家地方是大啊，但还没有美国大嘛，但我们的人口却是人家的好几倍，如果我们国家的油价也像美国那么便宜，如果中国月人均工资也能买得起一辆车，那很快我们国家就没油可用了，到时候大家有车没车都没得车用了，所以，我们国家的油价一定要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充分考虑中国国情，考虑市场因素与国家安全与稳定，那就不能不比国际油价还要高，以适应众对人口面对有限油源的中国国情。你看，如果发改委这么讲是不是更有理？更能让中国老百姓接受呢？

    如果发改委一意孤行，虽要将与国际接轨与兼顾国情这两个矛盾体结合到一起，那么就在各个领域全面实施这一做法吧，特别是在中国人的工资收入方面，发改委也给定个价，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工资价充分接轨。这样的话，发改委油价就可以随便涨，老百姓一定也能接受，工资涨到美国水平，油价高于美国水平，相信中国老百姓也一定是十二分愿意而绝无异议的。只是不知道发改委有没有那么多钱发给是美国人口好几倍的中国人口。

    中国的事情一定得中国人才能办好，一定得政府以科学发展观的原则才能办好，中国的所有事情一定必须首先立足于中国国情才能有最好的解决办法，应该才是立足中国国情的科学发展观。所以，发改委最好还是在所有决策中回归到国情这条正确的道路上来，别再拿不大可能的与国际接轨来说事，因为这个发改委根本说不清的问题是永远也说服不了中国老百姓的。

李宇春不妨做回计生宣传大使

文/松榆轩主

    据媒体报道，李宇春肖像上了一镇政府计划生育宣传画，激起李宇春方面不满，镇政府为此专函致歉并撤下宣传画。其实李宇春不必如此不满，不妨做一回计生宣传形象大使，这也是明星公益应有之意。

    看到报道中的这幅宣传画，还真要为重庆市龙沙镇政府叫声好。画面显示，李宇春以极青春、极清纯形象，居于蓝天白去下、芳草鲜花丛，主题为“生男生女一样好”。李宇春自参选中国“超女”胜出后，一直长盛不衰，可谓是“超女”中的“超女”，更可谓是“谁说女子不如男”的典范。以李宇春形象宣传“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计划生育主题再形象不过。在中国，除了李宇春这样的“超女”外，还有大量与李宇春们完全两重天的“超女”——超生女孩，她们是在父母“一定要生男孩”的落后观贪刺激下“被迫”出生的，打小得不到应有关爱，由于贫困和子女过多，过不上像样的生活，甚至上不了学，其境遇与李宇春类“超女”相比，可谓凄凄惨惨凄凄。以李宇春“超女”形象向这些持有落后观念的父母宣传“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计划生育理念，具有再好不过的说服力和亲和力。所以，龙沙镇政府的这一创意可谓一绝。

    而更为恰当的是，李宇春的公益形象似乎也并不弱。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李宇春的粉丝们都叫“玉米”，并以此名在中国红基会下设“玉米”基金，由“玉米”们志愿捐赠以及由李宇春方面通过一定的公益活动为之筹款，主要用于救助贫困家庭病患儿童。这些病患儿童恐怕不少也是超生的“超女”。如此看来，李宇春及“玉米”们是相当浓厚爱心的，有以“超女”形象来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发展愿望和实际行动。其实，李宇春上计生宣传画也是对另类“超女”们一种慈善救赎，如果能通过李宇春的“超女”形象说服更多的父母不超生、少超生，使另类“超女”少之又少，这与“玉米”基金的目标其实有某种程度的一致，也是一种公益慈善行动。

    所以，李宇春不必为肖像上计生宣传画而不满，更何况从媒体报道看，这一宣传创意并无任何商业目的，完全是为计划生育的公益宣传，更无恶搞之嫌。龙沙镇政府在致歉信中也表达了“就此公益广告合作进行沟通”的意愿，李宇春不妨就坡下驴，做一回计生公益宣传形象大使又如何。当然，以李宇春的形象影响力，仅为一镇政府做公益形象代言，确实是“委曲”太多，而从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看，更是一种资源浪费。国家计生部门也应严重关注一下这个来自基层政府的创意，与李宇春等一众“超女”沟通合作事宜，让李宇春们“谁说女子不如男”的超级形象走向全国计生公益宣传的主阵地，如此李宇春们的公益价值则能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如此李宇春更应做一回计划生育宣传公益形象大使。

彩票开奖到底会不会做假？

文/松榆轩主

    据新华网报道，深圳的3305万大奖将成史上最大弃奖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结果却系黑客恶意篡改彩票数据伪造的大奖。由于深圳警方及彩票发行机构通过媒体公布的案件信息太过笼统，引起了社会公从对该事件的诸多质疑，关于篡改的什么数据、如何伪造大奖、又如何能拿到3000万巨奖等等的猜测林林总总，最终形成了对彩票开奖信息真实性的普遍质疑。

    纵观各大网站的网友评论及相关报道、文章等，一些质疑有道理，还有很多质疑就显得有点天真。由于警方并没有公布案件详情，所以笔者在这里也只能以彩票销售、开奖、兑奖的基本程序，来提出最有可能的一种可能性。首先，黑客绝不是吃饱了撑的去改彩票数据玩儿，其目的就是为了骗取3000万元奖金，那么依据彩票销售、开奖、兑奖整个程序过程看，实体彩票是整个程序执行过程中的唯一凭证，也就是说黑客不管如何篡改彩票数据，他最终必须持实体彩票才能拿到巨额奖金。但开奖是在北京开奖，即便是黑客也无法在开奖前知道最终的开奖号码，所以他只能是开奖后根据开奖号码篡改彩票数据，虚拟出5注彩票头奖。由于开奖后各地要上传数据并由北京中心机房检索当期各奖项在全国开出及分布情况，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一小时左右，这就给了黑客在开出奖号至公布详细开奖结果前修改深圳机房彩票数据的足够时间。剩下的就是拿到实体彩票，而这必须要通过投注机来出票，由于该黑客所在公司与深圳彩票机构有合作关系，因此该黑客不仅对彩票数据系统十分熟悉，而且弄到一台投注机也不是太难的事，而投注机本身就是一台电脑，黑客利用修改的彩票数据在投注机上打出开奖前正常销售时间的彩票也应该是很简单的事。如此才能真正完成骗取大奖的企图，如果没有实体彩票，就算改出一万注头奖也是白搭。但这样的骗奖行为可谓开天辟地头一回，黑客自已恐怕也没有十分的把握，最终也可能出票了但没敢兑奖，或者是连票也没敢出，或者是他没有投注机或是与虚拟的彩票投注站没有谈成“合作”，然后事发被拘，一场大奖梦成了水中望月。

    其实质疑和猜测案件的相关细节已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从已有公开信息看，至少公众已经判定彩票数据是可以做假的。由于该黑客是与彩票机构有合作关系的公司员工，那么公众有这样的质疑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即：他都能做到篡改彩票数据，那么彩票机构内部人员要修改这些数据更是易如反掌。这才是公众由此质疑彩票开奖信息真实性的根本原因。从这一案件可以看出，不仅从理论上说凡是人发明的东西人都是可以控制的，而且有了实践案例，那么公众得出“彩票开奖可以做假”这样的结论也就水到渠成了。那么彩票开奖到底会不会做假？笔者认为，从理论到实践虽然有做假的可能，但从情理上看，彩票发行机构在彩票开奖上做假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都不大。

    一个深圳黑案篡改彩票数据案就已引发公众如此普遍的质疑，引发了公众对彩票诚信的严重不信任，那么如果真得有彩票发行机构做假的事件暴光又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如果有这样的事情都不用太多，只要一起就足以让公众对以往所有的彩票开奖产生质疑。如果唯权行动四起，上亿彩民纷纷要求退还彩票购买款，那将是怎样的一个乱像？而少数中了大奖的彩民还可能被要求退出大奖，这将会是乱上加乱。在这样的乱像下，彩票还能继续销售下去么？因此，彩票机构的一次做假砸死的将是中国彩票行业，当然也是搬起石头砸扁了自己的脚。彩票造假事件砸死彩票的事件在中国并非没有，当年“体彩西安宝马案”不就砸死了开创中国彩票事业新局面的大奖组奖销售的即开票么？这样的风险太过严重，特别是在电脑彩票已成为中国彩市主流和支柱的情况下，拿电脑票造假玩，必冒整死整个中国彩票事业的风险。这个干系太过重大，没有任何官员敢拍这样的板、做这样的假，因为这是拿自己的向上人头“投注”。

    另外，彩票机构如果要在开奖上做假，从程序上讲也不大可能，或者几乎没有可操作性。以大盘玩法为例，目前中国的大盘玩法都是电视直播开奖，众目睽睽的开奖现场至少有以下人员，投号球的工作人员两人，启动摇奖机的工作人员两人，主持人两人，现场公证人员两人，以及摄像等其它技术人员，还有现场指挥和管理人员。如果要做假，这些人员必须全部形成坚如盘石的“联盟”，而且必须是长期固定的，这么多的人员要统一思想、统一口径来做假，一是可能性不大，二是做了假恐怕这个“联盟”的所有成员也未必都能终其一生守口如瓶，那么迟早会纸包不住火，并出现上述谁也承担不起的风险责任。倒是目前没有电视直播开奖、比较火爆的10选3小盘玩法应该引起人们更多关注，彩票发行机构也应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基本原则，尽快实现电视直播开奖，已打销公众疑虑。

    虽然，彩票机构开奖做假的开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深圳黑额篡改彩票数据案还是给中国彩票敲响了警钟。此前，有中央部门领导就指出，目前中国彩票可谓是“高位”运行，在“高位”运行的情况下要严防“高危”风险。话音刚落，深圳便爆出黑客篡改彩票数据案，可见中国彩票“高危”风险是完全存在的，必须引起国家彩票管理部门及各级发行机构的高度重视。要以此为借鉴，切实加强彩票各方面、特别是开奖环节的管理，确保万无一失地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尤其是彩票发行机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彩票开奖做假开能的情况下，万不可以为一已之私动做假的念头，否则，那将是中国彩票的灭顶之灾！

贪官做公益很美丽其实很阴险

文/松榆轩主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山西省繁峙县反贪局长穆新成被纪检部门实施“双规”后，据信其资产超过1亿元。“双规”当天扣押回的5辆车，均价值百万。而因为信佛，穆新成还有另外一面：“热衷公益，扶危济困，修庙种树”。

    贪官做公益看起来很美丽，在百度“繁峙吧”里，就有人发贴如此力挺穆新成：“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穆二小（穆新成在家行二）就该枪毙！在这个贪官屡见不鲜的时代，像穆二小这样起码还能做一点事的人，你得竖拇指，因为很多官员都还不如他！相比他从繁峙拿的，他付出的不是很多；但相比其他腐败却不为民做事的，强了不少吧！”而《中国青年报》记者还听到繁峙人这样的说词：“穆二小就是个大侠！劫官济贫的侠客。敲诈当官的，得来钱一部分给穷人，一部分给自己，有什么不好？”

    瞧瞧，一个贪官相比他贪腐的巨大数字所付出的一点点公益行动，就能换回如此“正气凛然”的说词，这个贪官公益行动之美丽可谓是光彩熠然。然而，这种熠然美丽的背后却是极度的阴险，因为这种公益行动的美丽，给万恶的贪腐罩上了一层绚丽的光环，让人们在绚目之后将这种与贪腐并无二致的“公益”贪腐赞之为“侠客”行为，并由此产生万分同情。不，与期说是同情，还不如说是敬佩。而这种敬佩多于同情的社会认可，还有可能成为一个贪官最后时候的救命稻草。这正是贪官做公益的阴险用心所在。而最重要的是，这种美丽的阴险更混淆了社会视听，让人们面对贪腐是非不分，在贪官美丽的公益行动面前，忘却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狼终归是狼，它可能会给孩子喂奶，但它最终吃的还是人的肉。一个贪官虽然为人民做了些许公益的事情，但他最终喝的还是人民的血汗，他只不过是给人民偶而喝了一口凉水，而自己却天天喝着人头马，但他却赚足了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人民心底里的敬佩与同情。贪官做公益这笔“生意”做得可谓漂亮且收益丰厚。但有赚就有赔，赔的是谁？最终还是国家和人民，还有我们的党和政府。国家和人民赔的是利益，党和政府赔的是光辉形象。

    由此，贪官做公益这道看起来美丽的风景线，其阴险的程度已可见一斑：一个贪官让国家和人民赔上了利益，让党和政府赔上了光辉形象，还能赚得人民的敬佩与同情，还有帝王也比不上的财富享乐。一个贪官掘着社会主义的根，还要让社会主义阳光下的人民去敬佩同情他，这种阴险难道还不算是极致？

    这个美丽的阴险也给了我们深深的启示和强烈的震撼：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将做公益的贪官看成贪官中的好官时，这个国家的贪腐恐怕已深入骨髓，非刮骨疗伤无以清除毒瘤。反贪的决心还要坚定再坚定，反贪的步子还要加大再加大，反贪的措施还要强硬再强硬，不管是做公益的贪官还是不做公益的贪都要严厉打击，而对于比一般贪官更阴险的做公益的贪官更要穷追猛打。

环保部放空炮因“国家”程序错乱

文/松榆轩主

    据央视最新一期《新闻周刊》报道，因还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价而被国家环保部通报叫停的一批金沙江水电开发项目还在施工中，从而使环保部成立后的第一张大“罚单”成了“空对空导弹”。央视评论说：如何在“绿色”与“兴邦”当中找到平衡，无疑是留给环保部和发展中的中国一道非常棘手的难题；如何维护《环评法》的严肃性？如何打破“先上车后补票”的恶性循环？面对几百亿的大项目和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群体，2009年对环保部来说的确是个考验。

    央视虽然在评论中也说到，“可能环保部也自己觉得冤”，但还是把“考验”这顶帽子扣到环保部的头上。虽然也提到这也是留给“发展中的中国一道棘手的难题”，但环保部还是排在“发展中的中国”前面先顶上了雷。环部保恐怕不是“有些冤”，而是很冤，冤到家了。因为环保部“罚单”之所以成了“空空导弹”，并非环保部所愿，而是问题出在了“国家”程序错乱上。

    央视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被环保部叫停的龙开口水电站总经理王永祥称，他们“主观上认为”金沙江中游河段的水电站规划报告已经通过了国家的审批。央视报道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在水电站项目被叫停之后，记者赶到现场并向有关负责人问到，停工是因为程序出了问题还是环境本身出了问题，对方不假思索回答是程序问题，程序没有到位。前一段话里的“国家”指的是什么？后一段话里“程序”又是什么程序？“国家”无疑是指审批了这个项目的国家有关部门，“程序没有到位”当然是指没有经过环评程序。这就有点叫人看不明白了，既然“程序没有到位”，那个被以“国家”指称的有关部门又为什么会审批了项目？审批的依据又是什么？难道这个“国家”有关部门完全可以无视未走环评程序这一环节而自行审批？趟若如此，那么制定颁布实施《环评法》，岂非成了脱裤子放屁、浪费公共资源和人民感情的多余程序？

    由此可见，环保部“罚单”变“空对空导弹”绝非环保部出了问题，从根本上看，是那个“国家”后面的有关部门枉顾《环评法》的严肃与庄严、没有严格遵守行政审批相关程序的结果。正是这个“国家”程序错乱，才让有关项目企业有了“尚方宝剑”，能够完全无视“小小”环保部的“罚”而依然故我的继续施工，才造成了“利益群体”“错综复杂”集结于此而纠缠不清，也给“发展中的中国”（绝不仅仅是环保部）和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棘手问题”，永绝后患，就必须彻底解决“国家”程序错乱的问题，上至“国家”，下至黎民，特别是打着“国家”旗号的有关部门，都必须严守国家法律和相关程序规定，不得胡为，更不得乱政。如果还有“国家”有关部门继续无视法律与正常的程序而胡作为乱行政，那么不维环保部的后续“罚单”还会成为“空对空导弹”，其它更多涉及国计民生的“罚单”、政策、规定、措施等等恐怕都会成为“空对空导弹”。

消法修改应并重消费者和企业权益

文/松榆轩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在紧锣密鼓修改中，新华网报道显示，“假一罚一”改为“假一罚十”、明星代言连代责任纳入消法等有利于消费者条款大受欢迎，特别是“向消费者适度倾斜”更有大快人心之感。然而，这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单向思维是危险的，一部本为维护社会公平而生的法律或因此带来新的社会不公。

    之所以出现这种“单向思维”，就在于法律名称本身，既然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然是全力维护消费权益了。其实不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以“消费者”命名，但实际是公平调整消费者与企业权利、责任、义务等等方面不平衡的法律，也就是说不只是肩负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功能，同时还应在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在切实维护消费权益的同时，有效维护企业合法合理的权益。如果是以损害企业合法合理的权益为代价来维护消费者权益，那么修改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可能成为制造新的社会不公的法律。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绝不能“顾名思义”的向消费者一边倒，而必须在维护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并重消费者与企业的权益。

    不可否认的是，一般认识上，消费者之于企业处于弱势，依法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当然是重中之重。但是法律首先是社会关系的公平调整，在维护一方权益的同时不能以损害另一方权益为代价。更重要的是，消费者与企业的现有强弱之势也可能逆转，如果《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味突出维护消费者权益，而忽视企业合法合理权益的保障，特别是法律修改中强调的“发挥政府部门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旦成为现实，那么消费者与企业的这种强弱之势就有可能逆转，企业有可能处于“人人喊打”的弱势，在这样的弱势下，企业的权益就很难得到保障，从而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如果企业发展因消费者权益不公平的突出维护而受阻，实际上是对消费权益的另一种损害。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在接受新华网访谈时所说：法律的制定要反映消费者和企业界以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理利益诉求和心理感受。关键的就在于“合理”这两个字，“合理”实质上就是以社会公平的原则平等对待消费者与企业两者的权利、责任、义务，而不可偏废任何一方。比如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大漏洞，即企业和消费者义务均未明文列举，这事实上让权益保障（包括企业和消费者的）失去了根基，义务都不明确，又如何来维护一方权益？因此，新消法如果能同时明文列举企业和消费者的权利、责任、义务，则可能是最有意义的进步。

    只有消费者与企业权益并重，才有可能真正有效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任何的偏颇都不仅达不到真正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反而可能会给企业和消费者都带来权益维护方面的困扰，从而有损法律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

满目青山万万秋

——写在《公益时报》创刊八周年之际

松榆轩主

    回头红日神州明，满目青山万万秋。此时此刻，心情便是如此。八年了，蓦然回首，《公益时报》已在灯火阑珊处！这灯火的阑珊处，是中国公益事业的璀灿辉煌！

    “八年了，别提它了！”当年革命样板戏里的一句话，至今流传，流传却不是因为八年抗战的艰辛，而是表达一种现代人的无耐。可是，人生能有几个八年，八年又怎么能不提呢？八年的抗日战争艰苦卓绝，八年的公益之旅艰辛满途。无畏八年的艰苦桌绝，是因为我们有抗日救国的坚定信念；无畏八年的艰辛满途，是因为我们心底里为公益而不灭的痴心。八年的艰苦桌绝，我们洗雪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八年的艰辛满途，我们迎来了中国公益事业的满目月明。

    “我看到了一张最好的报纸，看到了最好的文章，看到了一支值得尊重的‘公益救国军’。你们是第一个把公益与国家民族联系起来的人，是国家的功臣……你们做的是民族大义、千秋大业、万代基石。”这是美国著名华裔科学家、世界首台计算机发明人之一朱传榘先生对《公益时报》的评价。对此我们既感到自豪，却又有些汗颜。因为我们深知，虽然我们已经很努力，但我们的努力与中国现代公益事业的发展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更在意朱先生另外一句话：“我们做公益事业不是给人一口饭吃，也不是救一时之急，而是要强国富民，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才是我们孜孜已求的信念，更是我们持之以恒的信仰！

    抱持这个信念，我们与艰难起步的中国现代公益事业一起起步，共同走过八年的风霜雨雪。在那个全世界儿童笑妍如花的日子，《公益时报》微笑着面世，走上了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无畏征途，无怨无悔。

    抱持这个信念，我们克服一路走来的种种艰难险阻，包括目前正在考验着我们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始终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前行，那里是中国公益事业的光明前景，是最让我们兴奋、激动、不眠不休的方向。

    抱持这个信念，我们马不卸鞍、人不解甲，全神关注着中国公益事业前行的每一个脚步，记录着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每一次突破，推动着中国公益事业闯过一个又一个关口，与所有热心公益事业的人们一起摸爬滚打。

    如今，当年不为人知的企业公民理念已是春风遍神州，成为众多中国企业与我们一起抱持的信念。如今，当年总被人误听为“工艺”的公益概念已深入人心，成为公民道德理念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今，为公益而生的民间组织数不胜数，与我们一起踏上“公益兴国”的光明道路。如今，《公益时报》不再有孤军奋战的壮士悲情，而是意气风发的公益尖兵！

    “公益兴国”，这就是我们抱持的信念，这就是我们坚守的信仰。抱持这样的信念，我们坚信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之路始终会红日明照。坚守这样的信仰，我们坚信中国公益事业终会满目青山万万秋。我们在抱持和坚守中走过了八年，我们还将义无返顾的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八年！

红十字基金善款被骗谁之过？

文/松榆轩主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是国内少有的颇有社会公信力的公益慈善基金会之一，然而其旗下专为救助白血病患儿的“小天使基金”却遭遇善款骗局，以帮助患儿申请救助资金为名的行骗者还是该基金的志愿者。《公益时报》的调查显示，仅河北省邯郸市就有9名经其代理的患儿被截留申请到的救助金达15万元；更进一步的信息是，自“小天使基金”成立以来资助的407名患儿中，河南、浙江、湖北等省也都查出救助金被挪用的问题，且均与该行骗者有关。而在《南方都市报》调查的27名受助患儿中，救助资金在家长接收前均出现部分或全部截留，其中“小天使基金”拔付的资助善款总金额为94万元，但家长实收的金额总数为38.5万元。中国红基会有关负责人以“农夫与蛇”的故事比喻此事，因为行骗者的孩子也曾是白血病患儿，也得到过红基会的大力资助。

    从现有事件细节看，行骗者马书军确实是一条被助反噬的毒蛇，不仅因为截留善款使一些患儿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还给正在蓬勃兴起的中国现代慈善事抹上了一层厚重的黑影。然而，是谁让这条毒蛇有了行骗的机会，竟然可以如此肆无忌惮行骗巨额善款？从报道看，马书军的孩子是“小天使基金”成立之初就救助过的对象，对救助资金的申请程序可谓驾轻就熟；马书军又因此成为“小天使基金”的志愿者，可谓是“上面”有熟人。有此两条，对于绝大多数无从知晓善款申请渠道和方法的患儿家长来说，无疑就是一个“大救星”，这让马书成有了行骗的“资本”。但这并不是根本的原因，直到有家长到红基金会查询救助资金申请结果，救助金没有到位的情况由此暴光后，中国红基会才对患儿家长进行了回访，由此揭开了善款被巨额骗取的黑幕，而按照相关章程，这样的程序应该早就必须进行了。红基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如果当时确认一下这些银行是否在家长手中，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就是因为这么一个简单的、必须的步骤“省”掉了，才给马书军开了一道大摇大摆行骗的方便之门。因此，监管不力才是马书军行骗屡屡得呈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可谓国内公益慈善组织的翘楚，特别是“5·12”大地震以来，更是声名赫赫、如日中天，其业绩和社会影响力代表着中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件发展的程度与水平。此次中国红基遭遇善款被骗事件，不仅对红基会是一个沉重的大击，更是对热心公益慈善捐赠的爱心人士的沉重打击，由此可能会影响到“5·12”以来已蓬勃兴起的中国现代慈善事业。这就是善款监管不力付出的巨大代价。而事实上，这种善款监管不力不只存在于公益慈善组织本身，出现如此严重问题的“小天使基金”，今年2月份居然通过了2008年年度财务收支情况审计，这说明善款还存在行政监管不力的漏洞。而从那么多家长“委托”马书军代为申请救助金的情况看，善款的使用透明度及社会监督同样存在严重不足。行政监管有漏洞，自身监管不到位，社会监督有缺失，这“三重门”才是导致公益慈善基金出问题的最核心原因。

    公益慈善资金不仅是困难群体的救命钱，也是热心公益事业人士的爱心涌现。善款得不到善用，不仅使善款失却了救命的真意，更会严重打击整个社会的慈善捐赠热情，使艰难起步、刚刚步入阳光大道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遭受重创。因此，有关部门及各公益慈善组织应以中国红基会善款被骗事件为鉴，从法律、制度、具体措施上切实解决善款监管不力的“三重门”问题。

(本文见今日见报后已转得满网络者是，昨晚太困睡着了，忘在博客上发了。)

基金会苦乐不均显失社会公平

文/松榆轩主

    据民政部2009年一季度统计显示，截至3月份，全国共有1614家基金会，一季度新生基金会17家。但基金会行业分布可谓“苦乐不均”，教育类、社会服务类、文化类占80%，科技与研究类、卫生类、农业及农村发展类等合计仅占20%，且单独所占比例基本不足5%（见《公益时报》5月19日报道）。

    公益性基金会近年来发展迅猛，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目前已达到643家，是两年前的四倍，但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仅39家，绝大部分为地方性质，其中江苏、福建、北京、天津、海南、河北、上海、湖北等8省市非公募基金会占基金会总数一半以上，基本与各地非公有经济发展的现状相一致。奇怪的是，非公有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和浙江虽然基金会总量位列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前矛，但非公募基金会所占比例均不足30%。但总体来看，公益性基金会的快速发展显示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在加快，只是与基金会的行业分布一样，在地域上有发展不平衡的现象，甚至基金会行业分布不均问题更为突出。如前文所述，在全部1614家基金会中，教育类、社会服务类、文化类占80%，科技与研究类、卫生类、农业及农村发展类等合计仅占20%，其中教育类基金会项目执行甚至出现了业内专家所说的“堰塞湖”现象，项目过度集中且大同小异。这可谓基金会发展的中国特色。

    为什么中国基金会发展在行业分布上如此“苦乐不均”？这与中国基金会发展现状有关。虽然中国基金会在数量上已有相当规模，但在能力建设的质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资金能力有限从而导至项目执行能力的有限，因此，周期短、见效快、成果显、风险低的公益资助项目成为绝大多数基金会业务运作的重中之重，这是由中国基金会目前的质量与实力决定的。教育、社会服务、文化等公益项目就具备这样的特点，因此成为绝大部分基金会的服务重点是预料之中的事。而其它类别特别是农业及农村发展类的公益项目则不具备这样的特点，甚至像扶贫这类公益项目对于实力不强、项目执行力有限的很多中国基金会而言还可能是个无底洞。

    显然，中国基金会行业分布的“苦乐不均”，根本的原因在于基金会从自身发展等利益考虑趋“利”避“害”的结果。但由此形成的中国基金会行业分布的现状却不尽合理，特别是蜂拥教育类的现象更不合理。国家教育部有关人士曾表示，以现有的国家各项政策，完全能够保障贫困大学生的正常入学并顺利完成学业；同时，义务教育已在全国城乡推行。可以说在教育这个百年树人的大计上，政府已经做得很好了，基金会在教育上的“堰塞湖”现象很大程度上只是锦上添花。结果是形成了公益资源分配上的不合理，大量特别需要公益资助的人群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本以济困救助为主旨的公益性基金会却主要做了锦上添花的事情，而对于真正急需救助的人群却很少顾及，这同样是明显的社会不公。

    不可否认，科研、卫生、农村及农业发展等公益领域的项目确实存在周期长、见效慢、风险高的问题，甚至成果小还可能是竹蓝子打水一场空。但这些公益领域却涵盖了更多的需要救助的人群，而且农业及农村发展、扶贫济困等领域还是急需救助的人群。因此，政府应在基金会的发展方向上予以必要的政策引导，以使中国基金会的发展在行业分布上更合理，这也是体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政府购买公益机构的服务应着力于现有基金会少有触及的公益领域，又比如在注册登记上及公益资金筹集免税政策上给予相关基金会一定的照顾，再比如对于致力于周期长、风险高却又急需的公益领域项目的基金会政府公益性投入给予相应的配套，如此等等。

    基金会在发展过程中趋“利”避“害”，是由基金会发展的现状、社会环境等因素决定的，应该可以理解，但如果任由基金会如此趋“利”避“害”，则会让本为维护社会公平而生的公益性基金会发展在行业分布上产生新的社会不公。因此，在基金会发展过程中政府必要的规范和政策引导是必须的。

汶川不是击倒慈善捐赠的“元凶”

文/松榆轩主

    一年前的今天，所有善良的心牵挂着一个方向，所有潮湿的眼注视着一个方向，所有澎湃的情涌向一个方向，汶川牵动着整个民族的神经，凝聚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热浪！一年后的今天，倒塌了的汶川蹒跚站起，一个屹立的形象逐渐清晰，再次走进我们的视野。汶川铭记着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一次灾难，更铭记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永续不绝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被愈千亿元的慈善捐赠雕琢得如此伟岸，成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一座最大的慈善丰碑！汶川被灾难击倒，却凝聚起如此的民族精神力量，我们有的不只是在爱，更应发自心底的尊敬。然而，汶川却成了一些人拒绝慈善捐赠的理由！

    一千亿元，几乎超过了此前改革开放以来的慈善捐赠总和！这确实是个让人为之振奋的数字，每一分钱都写满了慈心善意。我相信绝大部分的钱是随为汶川而沸腾的热血奔涌而出，但也有不少捐赠是“被逼无奈”，是被汶川地动山摇后的央央舆论所“迫”，被网络传播的“赈灾捐赠铁公鸡榜”所“迫”，于是，在那个鲜花盛开却又灾难突临的五月，本该为灾难而发的善行中出现了一股奇怪的潮流——追捐，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追捐。虽然没有明确的统计，但以当时公开报道的信息看，这样的追捐绝非凤毛麟角。这是中华民族慈善丰碑上的一块阴影，至今挥之不去。“捐残了”，成为一些企业界人士的感慨，汶川成为他们拒绝延续慈善捐赠的理由，募款的慈善机构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语，“我们已为汶川用掉了几年的慈善捐赠预算”，言外之意恐怕是几年之内都可能不会有慈善捐赠的计划了。汶川就这样成为击倒慈善捐赠的“元凶”。

    汶川不是击倒慈善捐赠的“元凶”，击倒汶川大地震之后慈善捐赠的，其实是一些人图利远善的原罪。真得“捐残了”吗？为什么那么多的企业捐赠之后遭遇舆论的声讨？因为你的利润是明摆着，百姓心明眼亮。真得因为汶川的捐赠一段时间内没钱捐了吗？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国企领导拿得起千万年薪？以汶川为借口而停止善行，其实真得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正是这样的借口将汶川置于击倒慈善捐赠的“元凶”境地。但这样的借口如何面对数以万计死难的灵魂？如何面对铭记了灾难与慈善的历史印迹的汶川？又如何面对那个裸捐的乞讨老人和捐到靠吃方便面度日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更如何面对因汶川地震而巍然耸立的中华民族慈善捐赠丰碑？

    汶川不是击倒慈善捐赠的“元凶”，汶川不能成为击倒慈善捐赠的“元凶”。因汶川而开创的中华慈善捐赠新时代应该欣欣延续，并形成常态的中国民间慈善捐赠新势力。只有当慈善捐赠成为一种常态，不为灾难而兴，不为“动员”而活，不为“逼迫”而屈，慈善才不会总是停留在自发的道德层面，而会成为普遍的公民责任。这种慈善捐赠的责任力量，能够让我们克服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

慈善黑名单之争：重要的在于结果

文/松榆轩主

（更多图片请进入本博相册“2009慈善榜”，所有照片均为公益时报记者所摄，版权所有，谢绝转载）

    2009中国慈善排行榜发布后，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好评如潮的同时亦有恶语相向，而最有争议的则是，在此前的新闻布会上，主办方曾表示拟发布“诺而不捐”企业黑名单，但在正式发榜后却并未发布这个黑名单，于是一些评论认为是主办方在忽悠民意。主办方真得忽悠了民意吗？
    看过4月26日晚9点半央视新闻频道“小崔说事”节目的，恐怕就不会抱有这样的看法。在节目中，小崔同志也向主办方负责人之一刘京提出了与一些评论一样的质疑，刘京的解释是：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后，一些捐赠未到位的企业已如数将承诺捐赠兑现；又经核查，一些企业承诺捐赠属于自行执行有关的公益项目，比如某企业利用企业承诺捐赠直接参与汶川地震灾区的重建；还有一些企业的捐赠是按公益项目实施进度分批拨付，并不是非要一次全部到位；少数承诺捐赠尚未到位的企业在看到相关新闻后，亦向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重申确保捐赠尽快到位。至此，再发布“黑名单”已无实际意义，而拟发布“黑名单”的新闻已起到助推捐赠到位的应有的作用。而同样的解释，刘京先生在2009慈善排行榜发布现场也有充分的说明。
    中国慈善排行榜自诞生以来，就从来不是为排榜而排榜，其宗旨就是以榜样的力量推进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助推提高中国慈善捐赠的质量和不断提高捐赠的数量。达到这样的目的才是编制慈善排行榜的终极价值和目的。从历届慈善排行榜的发布效果来看，事实这个目的应该说每届都实现的比较完美，上榜企业和个人捐赠总额年年水涨船高就是明证。包括今年慈善排行榜拟发布“诺而不捐”黑名单，也是慈善排行榜编制发布设想改进的一个内容，或者说是一个策略，一个以求解决“诺而不捐”问题的策略。从前述刘京先生的解释中可以看到，这个策略性的内容事实也已达到了应有的目的，实现了应有的功效。佛语有云，“回头是岸”、“立地成佛”。中国古语又云，“错而能改，善莫大焉”。对于那些“诺而不捐”又能在舆论压力下“回头是岸”的企业，当然算是“知错能改”，是莫大的善。此时此景，还要去发布什么“黑名单”，一者与已发生变化的客观事实不符，二者也是“赶尽杀绝”的不尽人情。善以达效，佛以能谅，理已能容，又何必非要给“知错能改”者一个难堪呢？给一次知错能改的机会，会促进那些曾有“诺而不捐”过错的企业今后在慈善的道路上更加诚实受信；而对“知错能改”者还要再给一棒子的做法，则会严重打击这些企业的慈善捐赠积极性，反而从大局上不利于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当然，还是要非常感谢关注中国慈善排行榜拟发布“黑名单”消息的各路媒体，正是在众多的媒体的强烈关注下，才使慈善排行榜拟发布“诺而不捐”黑名单这一策略性内容达到了其应有的功效，比较完美的解决了“诺而不捐”的问题。因此，能有最终的良好的结局，绝非中国慈善排行榜编制发布机构一家之功，而是包括众多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共同严重关注的结果。如果一些评论人士忽视主办方在排行榜发布现场的解释，忽视央视新闻节目中的相关内容，而一味的指责不发布“黑名单”是忽悠民意，那只能说是一种情绪上的偏执，一种不顾已经变化的客观事实的单纯的情绪宣泄，一种不能明辩最终的结果到底是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有利还是有弊的不负责任的嚼头。

莫让干部基层挂职只为混资历

文/松榆轩主

    据新华社电，近日，陕西省神木县取消了67名干部2009年度挂职资格，其中41名干部挂职后赋闲在家却照样拿薪酬，26名干部具备双重身份，兼职取酬为个人谋私利。

    窥一斑而见全豹，一个县的干部挂职尚且如此，组织制度中的干部下基层挂职制度更是可想而知。不知从何时起，组织制度中有了一项下基层挂职锻炼的制度，从中央到地方每年有大批领导干部下基层挂职。作为制度设计，本意是让干部有在基层锻炼的机会，增加实际工作的经验，同时也是对基层工作的大力支持。这个意义当然是很重大的。然而，现如今的干部挂职制度似乎已变了味，不少干部下基层挂职只为混个基层工作的资历，因为领导干部任命里一般都有一条规定：有在基层工作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一般安排基层挂职的干部有望在挂职归来后得以升迁。于是乎不少挂职干部忘记了干部挂职制度设计的初衷，只想着混个基层工作的资历，以便顺利归来依锦，“还不还乡”已不重要了，在挂职期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平平安安混过挂职期也就是了。如此，如何能得到真正的基层工作经验？又怎能对基层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实际上这种挂职心态不仅无益，还会对基干部的工作态度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长此以往，上上下下领导干部从责任心到信仰还能保持多少呢？

    干部挂职变味的另一面则是，在下派干部混资历的同时，基层也利用下派挂职干部来争取“上面”的资金或项目支持，这也是基层乐于接受挂职干部的重要原因之一。只要你能从“上面”把钱拿来，把项目要下来，你干不干活对于地方并不重要。如此，挂职干部安安然然混资历，最多挂职期间回几趟“上面”（顺便常回家看看）或是写个报告、打个电话，为基层要点钱和项目啥的，挂职期满，挂职干部和所挂职的基层皆大欢喜。这无疑也是对地方工作的“大力支持”，只是这种支持似乎味道有点儿不对了。不用担心挂职干部因此而“权钱交易”，因为挂职绩效基层要说话的，收了人家的好话怎么还好意思再收人家钱呢，更重要的是事关个人前程，如果在挂职的一两年间因此而摔到阴沟里，实在是得不尝失。至于挂职归来升迁后是不是不还能保持清廉恐怕就很难说了，因为基层通过挂职干部与“上面”建立了“跑部钱进”的直通车，这个时候“基层工作经验”有了，官也升了，贪不贪的这根弦儿恐怕就未必能绷得那么紧。

    绝不否认干部挂职制度对于培养领导干部的重大意义，但是如果管理不到位，干部挂职就会成为形式，成为走过场，最终严重背离干部挂职制度的初衷，并由此滋生斩不断理还乱的严重的新官僚主义作风。因此，组织部门应对干部挂职制度进行必要的改进，而改进的要害在于挂职干部在挂职期必须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绩。记得早年间干部下基层挂职都是带着项目和所需资金下去的，项目成功实施，资金不出问题，才算挂职任务完成。不妨在现今的干部挂职制度中坚持下去，不要只为要干部下基层锻炼而下派挂职，按需要、带资金、领项目下基层，如此挂职任务明确，考核有据，挂职才能有实效，才能达到锻炼干部、支持基层的目的。为了严肃干部挂职制度，甚至可以规定，挂职无实效者不得返回原单位和部门，什么时候取得当地政府和人民认可的实绩什么时候返回，如果在规定时限内不能取得实绩的，干脆就在挂职所在地予以辞退。制度完善了，措施强硬了，一项好制度才能发挥真正好的作用。

傅成玉千万年薪何不捐慈善

文/松榆轩主

    据东方网报道，中海油总经理傅成玉千万年薪捐母公司，引发外界质疑对海外投资者有一定欺骗性。对此，傅成玉在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上表示，中海油是海外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结构与国际接轨，薪酬都是由独立董事制定，他们制定的标准除了企业考核，还要跟国际同类公司相比，如果管理层收入太低了，独立董事和投资者都不放心，认为管理层收入太低，怎么管好投资者的钱？所以说这是市场决定的。傅成玉进一步解释其“捐薪”行为说，他本人拿到这笔薪水后，觉得与中国国情相差太多，管理层不能拿这么多，所以拿到手后再捐给母公司。傅成玉认为，这是个人自由，没有欺骗一说。据悉，自2001年上市以后，中海油所有高管的收入都捐给了母公司。

    傅成玉将千万年薪捐母公司，当然是个人自由，但有没有“欺骗一说”恐怕就很难说了。因为中海油是国际上市公司，海外投资者看中海油，恐怕不会顾及所谓中国国情，而会以公司高管的薪资水准来衡量其投资的可靠性，这是国际惯例。捐给母公司，等于这笔钱又回流到公司，薪资又不成为薪资了。因此，不管是“个人自由”说还是“没有欺骗”说，还是难以打消海外投资者的顾虑，因为他们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很多事并不十分清楚，只能按国际惯例来判断。

    傅成玉的千万年薪既然是由公司独立董事制定的，就是傅成玉完全合法合理的个人收入，由于个人方面的原因想如何处理，这也是傅成玉个人的自由。但是如果处理方法无法打消海外投资者的疑虑，则就是事关公司在国际市场的发展问题了，而不仅仅是傅成玉的个人自由了。因此，傅成玉如果实在“于心不忍”，还是应该选择一种更能增强海外投资者信心的处理方式。千万年薪捐给慈善事业应该就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一者慈善事业本身就是政府造福人民事业的延伸和附助，如果傅成玉们觉得拿国家那么多家与国情不符，那么捐给慈善事业则是拿“国家的钱”造福于民，便是无可厚非的了。二者，在海外，公司的公益业绩及高管的公益行为，也是增强投资者对公司信心的重要方面，如果一个公司及其高管有实力来做大量的公益慈善事业，其经营和发展实力当然不可小视。如此，则既可以消除海外投资者的疑虑，又可以消弥傅成玉们的“于心不忍”，还能够赢得中国公众的理解并减少对国企高管高薪的议论纷纷，可谓是三全其美。

    由此推而广之，一直以来倍受社会关注的国企高管高薪问题，均可通过这一方式来解决。国企高管们高薪从此可以拿得心不虚气不喘，公众的“不平衡”心理在国企高管的善举面前自然会有所平息，同时推动了企业公民运动在中国的成长，并有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加速形成，并最终有利于中国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