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部放空炮因“国家”程序错乱

文/松榆轩主

    据央视最新一期《新闻周刊》报道，因还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价而被国家环保部通报叫停的一批金沙江水电开发项目还在施工中，从而使环保部成立后的第一张大“罚单”成了“空对空导弹”。央视评论说：如何在“绿色”与“兴邦”当中找到平衡，无疑是留给环保部和发展中的中国一道非常棘手的难题；如何维护《环评法》的严肃性？如何打破“先上车后补票”的恶性循环？面对几百亿的大项目和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群体，2009年对环保部来说的确是个考验。

    央视虽然在评论中也说到，“可能环保部也自己觉得冤”，但还是把“考验”这顶帽子扣到环保部的头上。虽然也提到这也是留给“发展中的中国一道棘手的难题”，但环保部还是排在“发展中的中国”前面先顶上了雷。环部保恐怕不是“有些冤”，而是很冤，冤到家了。因为环保部“罚单”之所以成了“空空导弹”，并非环保部所愿，而是问题出在了“国家”程序错乱上。

    央视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被环保部叫停的龙开口水电站总经理王永祥称，他们“主观上认为”金沙江中游河段的水电站规划报告已经通过了国家的审批。央视报道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在水电站项目被叫停之后，记者赶到现场并向有关负责人问到，停工是因为程序出了问题还是环境本身出了问题，对方不假思索回答是程序问题，程序没有到位。前一段话里的“国家”指的是什么？后一段话里“程序”又是什么程序？“国家”无疑是指审批了这个项目的国家有关部门，“程序没有到位”当然是指没有经过环评程序。这就有点叫人看不明白了，既然“程序没有到位”，那个被以“国家”指称的有关部门又为什么会审批了项目？审批的依据又是什么？难道这个“国家”有关部门完全可以无视未走环评程序这一环节而自行审批？趟若如此，那么制定颁布实施《环评法》，岂非成了脱裤子放屁、浪费公共资源和人民感情的多余程序？

    由此可见，环保部“罚单”变“空对空导弹”绝非环保部出了问题，从根本上看，是那个“国家”后面的有关部门枉顾《环评法》的严肃与庄严、没有严格遵守行政审批相关程序的结果。正是这个“国家”程序错乱，才让有关项目企业有了“尚方宝剑”，能够完全无视“小小”环保部的“罚”而依然故我的继续施工，才造成了“利益群体”“错综复杂”集结于此而纠缠不清，也给“发展中的中国”（绝不仅仅是环保部）和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棘手问题”，永绝后患，就必须彻底解决“国家”程序错乱的问题，上至“国家”，下至黎民，特别是打着“国家”旗号的有关部门，都必须严守国家法律和相关程序规定，不得胡为，更不得乱政。如果还有“国家”有关部门继续无视法律与正常的程序而胡作为乱行政，那么不维环保部的后续“罚单”还会成为“空对空导弹”，其它更多涉及国计民生的“罚单”、政策、规定、措施等等恐怕都会成为“空对空导弹”。

消法修改应并重消费者和企业权益

文/松榆轩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在紧锣密鼓修改中，新华网报道显示，“假一罚一”改为“假一罚十”、明星代言连代责任纳入消法等有利于消费者条款大受欢迎，特别是“向消费者适度倾斜”更有大快人心之感。然而，这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单向思维是危险的，一部本为维护社会公平而生的法律或因此带来新的社会不公。

    之所以出现这种“单向思维”，就在于法律名称本身，既然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然是全力维护消费权益了。其实不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以“消费者”命名，但实际是公平调整消费者与企业权利、责任、义务等等方面不平衡的法律，也就是说不只是肩负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功能，同时还应在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在切实维护消费权益的同时，有效维护企业合法合理的权益。如果是以损害企业合法合理的权益为代价来维护消费者权益，那么修改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可能成为制造新的社会不公的法律。因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绝不能“顾名思义”的向消费者一边倒，而必须在维护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并重消费者与企业的权益。

    不可否认的是，一般认识上，消费者之于企业处于弱势，依法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当然是重中之重。但是法律首先是社会关系的公平调整，在维护一方权益的同时不能以损害另一方权益为代价。更重要的是，消费者与企业的现有强弱之势也可能逆转，如果《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味突出维护消费者权益，而忽视企业合法合理权益的保障，特别是法律修改中强调的“发挥政府部门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旦成为现实，那么消费者与企业的这种强弱之势就有可能逆转，企业有可能处于“人人喊打”的弱势，在这样的弱势下，企业的权益就很难得到保障，从而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如果企业发展因消费者权益不公平的突出维护而受阻，实际上是对消费权益的另一种损害。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在接受新华网访谈时所说：法律的制定要反映消费者和企业界以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合理利益诉求和心理感受。关键的就在于“合理”这两个字，“合理”实质上就是以社会公平的原则平等对待消费者与企业两者的权利、责任、义务，而不可偏废任何一方。比如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大漏洞，即企业和消费者义务均未明文列举，这事实上让权益保障（包括企业和消费者的）失去了根基，义务都不明确，又如何来维护一方权益？因此，新消法如果能同时明文列举企业和消费者的权利、责任、义务，则可能是最有意义的进步。

    只有消费者与企业权益并重，才有可能真正有效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任何的偏颇都不仅达不到真正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反而可能会给企业和消费者都带来权益维护方面的困扰，从而有损法律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则。

满目青山万万秋

——写在《公益时报》创刊八周年之际

松榆轩主

    回头红日神州明，满目青山万万秋。此时此刻，心情便是如此。八年了，蓦然回首，《公益时报》已在灯火阑珊处！这灯火的阑珊处，是中国公益事业的璀灿辉煌！

    “八年了，别提它了！”当年革命样板戏里的一句话，至今流传，流传却不是因为八年抗战的艰辛，而是表达一种现代人的无耐。可是，人生能有几个八年，八年又怎么能不提呢？八年的抗日战争艰苦卓绝，八年的公益之旅艰辛满途。无畏八年的艰苦桌绝，是因为我们有抗日救国的坚定信念；无畏八年的艰辛满途，是因为我们心底里为公益而不灭的痴心。八年的艰苦桌绝，我们洗雪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八年的艰辛满途，我们迎来了中国公益事业的满目月明。

    “我看到了一张最好的报纸，看到了最好的文章，看到了一支值得尊重的‘公益救国军’。你们是第一个把公益与国家民族联系起来的人，是国家的功臣……你们做的是民族大义、千秋大业、万代基石。”这是美国著名华裔科学家、世界首台计算机发明人之一朱传榘先生对《公益时报》的评价。对此我们既感到自豪，却又有些汗颜。因为我们深知，虽然我们已经很努力，但我们的努力与中国现代公益事业的发展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更在意朱先生另外一句话：“我们做公益事业不是给人一口饭吃，也不是救一时之急，而是要强国富民，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才是我们孜孜已求的信念，更是我们持之以恒的信仰！

    抱持这个信念，我们与艰难起步的中国现代公益事业一起起步，共同走过八年的风霜雨雪。在那个全世界儿童笑妍如花的日子，《公益时报》微笑着面世，走上了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无畏征途，无怨无悔。

    抱持这个信念，我们克服一路走来的种种艰难险阻，包括目前正在考验着我们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始终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前行，那里是中国公益事业的光明前景，是最让我们兴奋、激动、不眠不休的方向。

    抱持这个信念，我们马不卸鞍、人不解甲，全神关注着中国公益事业前行的每一个脚步，记录着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每一次突破，推动着中国公益事业闯过一个又一个关口，与所有热心公益事业的人们一起摸爬滚打。

    如今，当年不为人知的企业公民理念已是春风遍神州，成为众多中国企业与我们一起抱持的信念。如今，当年总被人误听为“工艺”的公益概念已深入人心，成为公民道德理念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今，为公益而生的民间组织数不胜数，与我们一起踏上“公益兴国”的光明道路。如今，《公益时报》不再有孤军奋战的壮士悲情，而是意气风发的公益尖兵！

    “公益兴国”，这就是我们抱持的信念，这就是我们坚守的信仰。抱持这样的信念，我们坚信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之路始终会红日明照。坚守这样的信仰，我们坚信中国公益事业终会满目青山万万秋。我们在抱持和坚守中走过了八年，我们还将义无返顾的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八年！

红十字基金善款被骗谁之过？

文/松榆轩主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是国内少有的颇有社会公信力的公益慈善基金会之一，然而其旗下专为救助白血病患儿的“小天使基金”却遭遇善款骗局，以帮助患儿申请救助资金为名的行骗者还是该基金的志愿者。《公益时报》的调查显示，仅河北省邯郸市就有9名经其代理的患儿被截留申请到的救助金达15万元；更进一步的信息是，自“小天使基金”成立以来资助的407名患儿中，河南、浙江、湖北等省也都查出救助金被挪用的问题，且均与该行骗者有关。而在《南方都市报》调查的27名受助患儿中，救助资金在家长接收前均出现部分或全部截留，其中“小天使基金”拔付的资助善款总金额为94万元，但家长实收的金额总数为38.5万元。中国红基会有关负责人以“农夫与蛇”的故事比喻此事，因为行骗者的孩子也曾是白血病患儿，也得到过红基会的大力资助。

    从现有事件细节看，行骗者马书军确实是一条被助反噬的毒蛇，不仅因为截留善款使一些患儿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还给正在蓬勃兴起的中国现代慈善事抹上了一层厚重的黑影。然而，是谁让这条毒蛇有了行骗的机会，竟然可以如此肆无忌惮行骗巨额善款？从报道看，马书军的孩子是“小天使基金”成立之初就救助过的对象，对救助资金的申请程序可谓驾轻就熟；马书军又因此成为“小天使基金”的志愿者，可谓是“上面”有熟人。有此两条，对于绝大多数无从知晓善款申请渠道和方法的患儿家长来说，无疑就是一个“大救星”，这让马书成有了行骗的“资本”。但这并不是根本的原因，直到有家长到红基金会查询救助资金申请结果，救助金没有到位的情况由此暴光后，中国红基会才对患儿家长进行了回访，由此揭开了善款被巨额骗取的黑幕，而按照相关章程，这样的程序应该早就必须进行了。红基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如果当时确认一下这些银行是否在家长手中，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就是因为这么一个简单的、必须的步骤“省”掉了，才给马书军开了一道大摇大摆行骗的方便之门。因此，监管不力才是马书军行骗屡屡得呈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可谓国内公益慈善组织的翘楚，特别是“5·12”大地震以来，更是声名赫赫、如日中天，其业绩和社会影响力代表着中国现代公益慈善事件发展的程度与水平。此次中国红基遭遇善款被骗事件，不仅对红基会是一个沉重的大击，更是对热心公益慈善捐赠的爱心人士的沉重打击，由此可能会影响到“5·12”以来已蓬勃兴起的中国现代慈善事业。这就是善款监管不力付出的巨大代价。而事实上，这种善款监管不力不只存在于公益慈善组织本身，出现如此严重问题的“小天使基金”，今年2月份居然通过了2008年年度财务收支情况审计，这说明善款还存在行政监管不力的漏洞。而从那么多家长“委托”马书军代为申请救助金的情况看，善款的使用透明度及社会监督同样存在严重不足。行政监管有漏洞，自身监管不到位，社会监督有缺失，这“三重门”才是导致公益慈善基金出问题的最核心原因。

    公益慈善资金不仅是困难群体的救命钱，也是热心公益事业人士的爱心涌现。善款得不到善用，不仅使善款失却了救命的真意，更会严重打击整个社会的慈善捐赠热情，使艰难起步、刚刚步入阳光大道的中国公益慈善事业遭受重创。因此，有关部门及各公益慈善组织应以中国红基会善款被骗事件为鉴，从法律、制度、具体措施上切实解决善款监管不力的“三重门”问题。

(本文见今日见报后已转得满网络者是，昨晚太困睡着了，忘在博客上发了。)

基金会苦乐不均显失社会公平

文/松榆轩主

    据民政部2009年一季度统计显示，截至3月份，全国共有1614家基金会，一季度新生基金会17家。但基金会行业分布可谓“苦乐不均”，教育类、社会服务类、文化类占80%，科技与研究类、卫生类、农业及农村发展类等合计仅占20%，且单独所占比例基本不足5%（见《公益时报》5月19日报道）。

    公益性基金会近年来发展迅猛，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目前已达到643家，是两年前的四倍，但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仅39家，绝大部分为地方性质，其中江苏、福建、北京、天津、海南、河北、上海、湖北等8省市非公募基金会占基金会总数一半以上，基本与各地非公有经济发展的现状相一致。奇怪的是，非公有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和浙江虽然基金会总量位列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前矛，但非公募基金会所占比例均不足30%。但总体来看，公益性基金会的快速发展显示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在加快，只是与基金会的行业分布一样，在地域上有发展不平衡的现象，甚至基金会行业分布不均问题更为突出。如前文所述，在全部1614家基金会中，教育类、社会服务类、文化类占80%，科技与研究类、卫生类、农业及农村发展类等合计仅占20%，其中教育类基金会项目执行甚至出现了业内专家所说的“堰塞湖”现象，项目过度集中且大同小异。这可谓基金会发展的中国特色。

    为什么中国基金会发展在行业分布上如此“苦乐不均”？这与中国基金会发展现状有关。虽然中国基金会在数量上已有相当规模，但在能力建设的质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资金能力有限从而导至项目执行能力的有限，因此，周期短、见效快、成果显、风险低的公益资助项目成为绝大多数基金会业务运作的重中之重，这是由中国基金会目前的质量与实力决定的。教育、社会服务、文化等公益项目就具备这样的特点，因此成为绝大部分基金会的服务重点是预料之中的事。而其它类别特别是农业及农村发展类的公益项目则不具备这样的特点，甚至像扶贫这类公益项目对于实力不强、项目执行力有限的很多中国基金会而言还可能是个无底洞。

    显然，中国基金会行业分布的“苦乐不均”，根本的原因在于基金会从自身发展等利益考虑趋“利”避“害”的结果。但由此形成的中国基金会行业分布的现状却不尽合理，特别是蜂拥教育类的现象更不合理。国家教育部有关人士曾表示，以现有的国家各项政策，完全能够保障贫困大学生的正常入学并顺利完成学业；同时，义务教育已在全国城乡推行。可以说在教育这个百年树人的大计上，政府已经做得很好了，基金会在教育上的“堰塞湖”现象很大程度上只是锦上添花。结果是形成了公益资源分配上的不合理，大量特别需要公益资助的人群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本以济困救助为主旨的公益性基金会却主要做了锦上添花的事情，而对于真正急需救助的人群却很少顾及，这同样是明显的社会不公。

    不可否认，科研、卫生、农村及农业发展等公益领域的项目确实存在周期长、见效慢、风险高的问题，甚至成果小还可能是竹蓝子打水一场空。但这些公益领域却涵盖了更多的需要救助的人群，而且农业及农村发展、扶贫济困等领域还是急需救助的人群。因此，政府应在基金会的发展方向上予以必要的政策引导，以使中国基金会的发展在行业分布上更合理，这也是体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政府购买公益机构的服务应着力于现有基金会少有触及的公益领域，又比如在注册登记上及公益资金筹集免税政策上给予相关基金会一定的照顾，再比如对于致力于周期长、风险高却又急需的公益领域项目的基金会政府公益性投入给予相应的配套，如此等等。

    基金会在发展过程中趋“利”避“害”，是由基金会发展的现状、社会环境等因素决定的，应该可以理解，但如果任由基金会如此趋“利”避“害”，则会让本为维护社会公平而生的公益性基金会发展在行业分布上产生新的社会不公。因此，在基金会发展过程中政府必要的规范和政策引导是必须的。

汶川不是击倒慈善捐赠的“元凶”

文/松榆轩主

    一年前的今天，所有善良的心牵挂着一个方向，所有潮湿的眼注视着一个方向，所有澎湃的情涌向一个方向，汶川牵动着整个民族的神经，凝聚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热浪！一年后的今天，倒塌了的汶川蹒跚站起，一个屹立的形象逐渐清晰，再次走进我们的视野。汶川铭记着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一次灾难，更铭记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永续不绝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被愈千亿元的慈善捐赠雕琢得如此伟岸，成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一座最大的慈善丰碑！汶川被灾难击倒，却凝聚起如此的民族精神力量，我们有的不只是在爱，更应发自心底的尊敬。然而，汶川却成了一些人拒绝慈善捐赠的理由！

    一千亿元，几乎超过了此前改革开放以来的慈善捐赠总和！这确实是个让人为之振奋的数字，每一分钱都写满了慈心善意。我相信绝大部分的钱是随为汶川而沸腾的热血奔涌而出，但也有不少捐赠是“被逼无奈”，是被汶川地动山摇后的央央舆论所“迫”，被网络传播的“赈灾捐赠铁公鸡榜”所“迫”，于是，在那个鲜花盛开却又灾难突临的五月，本该为灾难而发的善行中出现了一股奇怪的潮流——追捐，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追捐。虽然没有明确的统计，但以当时公开报道的信息看，这样的追捐绝非凤毛麟角。这是中华民族慈善丰碑上的一块阴影，至今挥之不去。“捐残了”，成为一些企业界人士的感慨，汶川成为他们拒绝延续慈善捐赠的理由，募款的慈善机构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语，“我们已为汶川用掉了几年的慈善捐赠预算”，言外之意恐怕是几年之内都可能不会有慈善捐赠的计划了。汶川就这样成为击倒慈善捐赠的“元凶”。

    汶川不是击倒慈善捐赠的“元凶”，击倒汶川大地震之后慈善捐赠的，其实是一些人图利远善的原罪。真得“捐残了”吗？为什么那么多的企业捐赠之后遭遇舆论的声讨？因为你的利润是明摆着，百姓心明眼亮。真得因为汶川的捐赠一段时间内没钱捐了吗？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国企领导拿得起千万年薪？以汶川为借口而停止善行，其实真得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正是这样的借口将汶川置于击倒慈善捐赠的“元凶”境地。但这样的借口如何面对数以万计死难的灵魂？如何面对铭记了灾难与慈善的历史印迹的汶川？又如何面对那个裸捐的乞讨老人和捐到靠吃方便面度日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更如何面对因汶川地震而巍然耸立的中华民族慈善捐赠丰碑？

    汶川不是击倒慈善捐赠的“元凶”，汶川不能成为击倒慈善捐赠的“元凶”。因汶川而开创的中华慈善捐赠新时代应该欣欣延续，并形成常态的中国民间慈善捐赠新势力。只有当慈善捐赠成为一种常态，不为灾难而兴，不为“动员”而活，不为“逼迫”而屈，慈善才不会总是停留在自发的道德层面，而会成为普遍的公民责任。这种慈善捐赠的责任力量，能够让我们克服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

慈善黑名单之争：重要的在于结果

文/松榆轩主

（更多图片请进入本博相册“2009慈善榜”，所有照片均为公益时报记者所摄，版权所有，谢绝转载）

    2009中国慈善排行榜发布后，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好评如潮的同时亦有恶语相向，而最有争议的则是，在此前的新闻布会上，主办方曾表示拟发布“诺而不捐”企业黑名单，但在正式发榜后却并未发布这个黑名单，于是一些评论认为是主办方在忽悠民意。主办方真得忽悠了民意吗？
    看过4月26日晚9点半央视新闻频道“小崔说事”节目的，恐怕就不会抱有这样的看法。在节目中，小崔同志也向主办方负责人之一刘京提出了与一些评论一样的质疑，刘京的解释是：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后，一些捐赠未到位的企业已如数将承诺捐赠兑现；又经核查，一些企业承诺捐赠属于自行执行有关的公益项目，比如某企业利用企业承诺捐赠直接参与汶川地震灾区的重建；还有一些企业的捐赠是按公益项目实施进度分批拨付，并不是非要一次全部到位；少数承诺捐赠尚未到位的企业在看到相关新闻后，亦向有关政府部门或机构重申确保捐赠尽快到位。至此，再发布“黑名单”已无实际意义，而拟发布“黑名单”的新闻已起到助推捐赠到位的应有的作用。而同样的解释，刘京先生在2009慈善排行榜发布现场也有充分的说明。
    中国慈善排行榜自诞生以来，就从来不是为排榜而排榜，其宗旨就是以榜样的力量推进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助推提高中国慈善捐赠的质量和不断提高捐赠的数量。达到这样的目的才是编制慈善排行榜的终极价值和目的。从历届慈善排行榜的发布效果来看，事实这个目的应该说每届都实现的比较完美，上榜企业和个人捐赠总额年年水涨船高就是明证。包括今年慈善排行榜拟发布“诺而不捐”黑名单，也是慈善排行榜编制发布设想改进的一个内容，或者说是一个策略，一个以求解决“诺而不捐”问题的策略。从前述刘京先生的解释中可以看到，这个策略性的内容事实也已达到了应有的目的，实现了应有的功效。佛语有云，“回头是岸”、“立地成佛”。中国古语又云，“错而能改，善莫大焉”。对于那些“诺而不捐”又能在舆论压力下“回头是岸”的企业，当然算是“知错能改”，是莫大的善。此时此景，还要去发布什么“黑名单”，一者与已发生变化的客观事实不符，二者也是“赶尽杀绝”的不尽人情。善以达效，佛以能谅，理已能容，又何必非要给“知错能改”者一个难堪呢？给一次知错能改的机会，会促进那些曾有“诺而不捐”过错的企业今后在慈善的道路上更加诚实受信；而对“知错能改”者还要再给一棒子的做法，则会严重打击这些企业的慈善捐赠积极性，反而从大局上不利于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当然，还是要非常感谢关注中国慈善排行榜拟发布“黑名单”消息的各路媒体，正是在众多的媒体的强烈关注下，才使慈善排行榜拟发布“诺而不捐”黑名单这一策略性内容达到了其应有的功效，比较完美的解决了“诺而不捐”的问题。因此，能有最终的良好的结局，绝非中国慈善排行榜编制发布机构一家之功，而是包括众多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共同严重关注的结果。如果一些评论人士忽视主办方在排行榜发布现场的解释，忽视央视新闻节目中的相关内容，而一味的指责不发布“黑名单”是忽悠民意，那只能说是一种情绪上的偏执，一种不顾已经变化的客观事实的单纯的情绪宣泄，一种不能明辩最终的结果到底是对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有利还是有弊的不负责任的嚼头。

莫让干部基层挂职只为混资历

文/松榆轩主

    据新华社电，近日，陕西省神木县取消了67名干部2009年度挂职资格，其中41名干部挂职后赋闲在家却照样拿薪酬，26名干部具备双重身份，兼职取酬为个人谋私利。

    窥一斑而见全豹，一个县的干部挂职尚且如此，组织制度中的干部下基层挂职制度更是可想而知。不知从何时起，组织制度中有了一项下基层挂职锻炼的制度，从中央到地方每年有大批领导干部下基层挂职。作为制度设计，本意是让干部有在基层锻炼的机会，增加实际工作的经验，同时也是对基层工作的大力支持。这个意义当然是很重大的。然而，现如今的干部挂职制度似乎已变了味，不少干部下基层挂职只为混个基层工作的资历，因为领导干部任命里一般都有一条规定：有在基层工作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一般安排基层挂职的干部有望在挂职归来后得以升迁。于是乎不少挂职干部忘记了干部挂职制度设计的初衷，只想着混个基层工作的资历，以便顺利归来依锦，“还不还乡”已不重要了，在挂职期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平平安安混过挂职期也就是了。如此，如何能得到真正的基层工作经验？又怎能对基层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实际上这种挂职心态不仅无益，还会对基干部的工作态度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长此以往，上上下下领导干部从责任心到信仰还能保持多少呢？

    干部挂职变味的另一面则是，在下派干部混资历的同时，基层也利用下派挂职干部来争取“上面”的资金或项目支持，这也是基层乐于接受挂职干部的重要原因之一。只要你能从“上面”把钱拿来，把项目要下来，你干不干活对于地方并不重要。如此，挂职干部安安然然混资历，最多挂职期间回几趟“上面”（顺便常回家看看）或是写个报告、打个电话，为基层要点钱和项目啥的，挂职期满，挂职干部和所挂职的基层皆大欢喜。这无疑也是对地方工作的“大力支持”，只是这种支持似乎味道有点儿不对了。不用担心挂职干部因此而“权钱交易”，因为挂职绩效基层要说话的，收了人家的好话怎么还好意思再收人家钱呢，更重要的是事关个人前程，如果在挂职的一两年间因此而摔到阴沟里，实在是得不尝失。至于挂职归来升迁后是不是不还能保持清廉恐怕就很难说了，因为基层通过挂职干部与“上面”建立了“跑部钱进”的直通车，这个时候“基层工作经验”有了，官也升了，贪不贪的这根弦儿恐怕就未必能绷得那么紧。

    绝不否认干部挂职制度对于培养领导干部的重大意义，但是如果管理不到位，干部挂职就会成为形式，成为走过场，最终严重背离干部挂职制度的初衷，并由此滋生斩不断理还乱的严重的新官僚主义作风。因此，组织部门应对干部挂职制度进行必要的改进，而改进的要害在于挂职干部在挂职期必须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绩。记得早年间干部下基层挂职都是带着项目和所需资金下去的，项目成功实施，资金不出问题，才算挂职任务完成。不妨在现今的干部挂职制度中坚持下去，不要只为要干部下基层锻炼而下派挂职，按需要、带资金、领项目下基层，如此挂职任务明确，考核有据，挂职才能有实效，才能达到锻炼干部、支持基层的目的。为了严肃干部挂职制度，甚至可以规定，挂职无实效者不得返回原单位和部门，什么时候取得当地政府和人民认可的实绩什么时候返回，如果在规定时限内不能取得实绩的，干脆就在挂职所在地予以辞退。制度完善了，措施强硬了，一项好制度才能发挥真正好的作用。

傅成玉千万年薪何不捐慈善

文/松榆轩主

    据东方网报道，中海油总经理傅成玉千万年薪捐母公司，引发外界质疑对海外投资者有一定欺骗性。对此，傅成玉在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上表示，中海油是海外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结构与国际接轨，薪酬都是由独立董事制定，他们制定的标准除了企业考核，还要跟国际同类公司相比，如果管理层收入太低了，独立董事和投资者都不放心，认为管理层收入太低，怎么管好投资者的钱？所以说这是市场决定的。傅成玉进一步解释其“捐薪”行为说，他本人拿到这笔薪水后，觉得与中国国情相差太多，管理层不能拿这么多，所以拿到手后再捐给母公司。傅成玉认为，这是个人自由，没有欺骗一说。据悉，自2001年上市以后，中海油所有高管的收入都捐给了母公司。

    傅成玉将千万年薪捐母公司，当然是个人自由，但有没有“欺骗一说”恐怕就很难说了。因为中海油是国际上市公司，海外投资者看中海油，恐怕不会顾及所谓中国国情，而会以公司高管的薪资水准来衡量其投资的可靠性，这是国际惯例。捐给母公司，等于这笔钱又回流到公司，薪资又不成为薪资了。因此，不管是“个人自由”说还是“没有欺骗”说，还是难以打消海外投资者的顾虑，因为他们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很多事并不十分清楚，只能按国际惯例来判断。

    傅成玉的千万年薪既然是由公司独立董事制定的，就是傅成玉完全合法合理的个人收入，由于个人方面的原因想如何处理，这也是傅成玉个人的自由。但是如果处理方法无法打消海外投资者的疑虑，则就是事关公司在国际市场的发展问题了，而不仅仅是傅成玉的个人自由了。因此，傅成玉如果实在“于心不忍”，还是应该选择一种更能增强海外投资者信心的处理方式。千万年薪捐给慈善事业应该就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一者慈善事业本身就是政府造福人民事业的延伸和附助，如果傅成玉们觉得拿国家那么多家与国情不符，那么捐给慈善事业则是拿“国家的钱”造福于民，便是无可厚非的了。二者，在海外，公司的公益业绩及高管的公益行为，也是增强投资者对公司信心的重要方面，如果一个公司及其高管有实力来做大量的公益慈善事业，其经营和发展实力当然不可小视。如此，则既可以消除海外投资者的疑虑，又可以消弥傅成玉们的“于心不忍”，还能够赢得中国公众的理解并减少对国企高管高薪的议论纷纷，可谓是三全其美。

    由此推而广之，一直以来倍受社会关注的国企高管高薪问题，均可通过这一方式来解决。国企高管们高薪从此可以拿得心不虚气不喘，公众的“不平衡”心理在国企高管的善举面前自然会有所平息，同时推动了企业公民运动在中国的成长，并有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加速形成，并最终有利于中国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

“美女”私房话：被收养的幸福

文/松榆轩主

    终于被无情的抛弃了。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所有的花儿都绽开了笑妍，风儿舞过我的耳梢，很轻很柔，我的心里却没有春天的温暖，没有花儿的幸福。

    直觉告诉我，我要被抛弃了。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我被带到一个很大的房子，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房子里有很多的人，却没有人理我。我孤独的爬在桌子上，懒得看窗外明媚的阳光，盯着眼前一株纸玫瑰，感觉我的身体是像这花儿一样，已没有生的气息。我不知道我在等待什么，也不知道我将面临怎样的结局。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被带到一间小的房子。一个有些威严又有些宽厚的男人斜在沙发上看报纸，看到我进门，他眼前一亮，脸上的笑容像绽放的花儿，伸出双手将我揽进怀里。我疑惑的望着他如花儿般的笑，这种开怀的笑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直到这个男人拿给我一块巧克力派，我才发现我已经很饿了。狼吞虎咽掉三只巧克力派，我伸出长长的舌头添了添这个男人白晰的手，表达我的谢意。男人将额头抵上我的额头，很温柔的蹭了一下，我感觉到春寒料峭里一丝暖意。将我抛弃的那个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我也不想再见到他。

    灯火阑珊的时候，我被这个男人带上一辆漂亮的小汽车，车顶有一盏白色的灯，顶着一颗红色的五角星，还有红色的字，我不认识。早晨来的时候是坐公汽来的，车上很多的人，我被装在一个袋了里，浑身挤得生疼。现在我坐在男人的腿上，看窗外的流光溢彩，听这男人和前坐的司机谈论着我。司机说我很漂亮很可爱，这男人就嗬嗬的笑，轻轻地弹着我的脑门。

    下车的时候，我又被带进一家从来没去过的店，里面都是我喜欢的东西，有吃的，有玩的，还有看样子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小房子。男人买了一只五彩的球，还有两大包吃的，外加一条我很喜欢的粉色的项链。项链系到我脖子上，我的眼角湿润了，男人掏出一片洁白的柔柔的纸，擦掉我眼角的泪水，又拍拍我的脑袋。我嗅着一丛丛的紫藤花香，相跟着男人走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

    这就是我的新家么？进门迎面墙上一片五颜六色的花，虽然是朔料的，但在我眼里是比刚才我看到的紫藤花还要鲜活鲜艳。男人将我带进中间的屋子，又拿来一个软软的花花绿绿的靠垫，将我轻轻放在上面，我感觉心是在空气里飘。男人又拿来一只白色的盘子，放上我没见过的鱼香味的骨头，哇噻，里面还有粉的、黄的、白的奶饼。盘子旁男人又放了一只小碗，很快里面装满了牛奶。我吃饱喝足，躺在软垫上打盹，折腾了一天，我真得好困。

    不知道睡了多久，我醒了，之前的一切仿佛是在做梦。我巡视了一下我的新家，大了很多，有好几间房子。转到男人的房间时，男人是在电脑上忙着什么。看见我进门，那花儿一样的笑又浮上脸庞，问我睡好没有，饿了没有，又拿给我几块巧克力派。我俊巡着走到男人身前，他立刻把我抱到腿上，我看到了电脑里的画面，是在那间小房子里男人给我拍的照片，照片上的我看起来蛮漂亮的嘛。男人说，你不要叫豆丁了，叫美女吧，豆丁这名子都臭大街了。美女？这名子我喜欢，本来嘛，人家就是女的，却叫个豆丁这样不男不女的名子，人家身材这么好，腿修长，眼睛圆圆，从此我就叫美女了。嘿嘿，自己叫自己美女，有点不好意思哦。我把脑袋扎到男人的胳肢窝里，男人轻轻拍拍了我屁股，太不好意思了，脸红。

    夜深了，男人洗脸刷牙上床，我站在床前痴痴地望着他，他便伸出手握了我的手，我试探着想上床，可又不敢。在原来的家里，我一上床就会被打下来。这个男人没有打我，牵了我的手轻轻一使劲，我就上了床。我依偎在男人腿边的被子外，感觉有些冷，哆索了一下。男人掀开被子的一角，我疑惑了一下，还是很快的钻进衩窝，好温暖哦，男人腿上的气息好亲切。

    日子过得真快，来到新家已经半个月了。每天都有香肠吃，有牛奶喝，不像原来的家里，他们吃花生米的时候就随便扔给我几颗，他们吃米饭的时候就扒拉点剩饭给我。就是有一点我还没习惯，这个男人总是晚出晚归的。我睡醒的时候，他还在酣睡，我便使劲扒床单，因为我饿了，可总也扒不醒他，我就只好钻回被窝也睡个回笼觉。晚上吧又等他等到我心疼，望眼欲穿却总也听不到开门的声音。不过还好啦，不管回来多晚，男人总要给我带上粉色项链，带我到外面走走。现在这个小区的每一处花园每一栋楼我都很熟悉了。每次我出门都撒着欢儿的跑，男人就相跟着我跑。有一天碰到一个很漂亮的姐姐，好象和男人很熟的样子，远远的就冲着男人说，“是你溜她呢，还是她溜你呀”。当然是我溜他了，嘿嘿，我喜欢溜他的时光，也喜欢看他在我后面气喘吁吁的样子，但是我不太喜欢他对我说“美女回家喽”，我就是喜欢在外面玩嘛，还有很多小朋友的，小白、小黑也喜欢和我玩哦。

    (美女是轩主领养的一只小鹿犬:）

莫让农民问题回归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文/松榆轩主

    中新社的报道称，刚刚发布的2009年中国农村经济绿皮书指出，目前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落后城镇居民至少10年，并且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差距一直处于扩大状态。这不禁让人想起了80多年前揭示党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核心问题的一句话：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解放的光辉历程几经波折，而“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则奠定了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无往而不胜的坚实基础。从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国民党背信弃义而失败之后，党一直把农民问题作为一切战略决策的出发点，土地革命一直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历史脚步，即便是在抗日战争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虽然中断了土改，但争取农民、依靠农民依然是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壮大并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基本战略方针。正是因为土改解决了农民的根本问题，才使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成为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靠山和后盾。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农民问题依然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的根本问题，不仅在三年困难时期接收消化了大量由城市到农村的人员，并成为红色中国能够艰难前行的基础所在。而改革开放更是以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新土改方式启动，不仅是今天改革开放巨大成功的先行者，更是支撑各项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化落实的基本之基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再次成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之一，激刺农村消费亦成为度过当前金融危机下的经济困境的重中之重。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程观察，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即便是在某些时候被淡忘了，但在国家生死存亡和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的时候，农民问题还是会凸现出来，农民始终是解决各种困难的最基本力量。可以说，中国能有今天兴旺发达之局面，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中国农民始终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没有农民就没有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没有农民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没有农民更不可能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

    然而，直至今日，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农民虽然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却从来没有完完全全解决好过农民自己的问题，不仅消费水平落后城镇10年，而且这种差距还一直处于扩大状态。这对广大的中国农民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他们做了那么多，付出了那么多，却还有那么多农民几乎过着“解放前”的日子，望城市项背而不及，并渐行渐远。虽然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没有忘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并使农民问题成为改革开放的“根本问题”，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出台了大量根本性的政策，但为什么同在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农民却始终跟不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步伐，并且越跟越远？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大量的惠农政策并没有真正落实到位，人们包括不少的党政领导干部依然对农村和农民持有偏见，似乎农民就只能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而且有了这样的日子对于农民来说已是天大的幸福了。更重要的在于对农村和农民的投入一般来说往往是投入大、产出少，而需要解决的问题又如重重群山，谁愿意把钱扔到扔下去都听不到响的地方呢？而抓工业、抓城市则是“面子”工程，扔点钱就能听响，撒棵籽就能长树。重眼前自身利益而没有长远眼光，便是导致一些人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对农村重视不够甚至不去重视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中国农民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根本原因。

    但历史早已证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今天虽然已不存在“革命”的问题了，但“农民问题依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村与城市的和谐，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没有农村与城市差距的不断缩小，就不算是解决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没有农民彻底的“翻身得解放”，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告诉我们如此，现实告诉我们亦然如此。如果不能把“农民问题”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解决好，那么“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迟早还会回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而这是农民不愿看到，更是党和所有安居乐业并期待着中国不断繁荣昌盛的人们不愿看到的，那么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请所有的人们，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把“农民问题”作为最大的政治，着力解决好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根本问题”，切莫让农民问题再次成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慈善排行榜绝非“慈善忽悠榜”

文/松榆轩主

    随着2009年中国慈善榜即将发布的消息公布，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去年的冰冻和地震灾害激发出的全民捐赠热情，让当年的慈善捐赠达到1000亿元，远远超出了历史最高水平，舆论普遍认为是创造了中国慈善捐赠的神话。这一捐赠神话必然给2009年的慈善排行榜增添前所未有的亮点。然而，与历届慈善排行榜一样，2009年慈善排行榜尚未正式发布，就有一些不和谐杂音开始出现，署名陈某某的一篇网络文章便质问“慈善排行榜为何成了慈善忽悠榜”。然而，这个质问却是绝对的莫名其妙。

    中国慈善排行榜已发布6届，一直以科学、严谨而著称，连本欲编制中国慈善排行榜的“福布施”最终也放弃了计划，理由是已有的中国慈善排行榜已经很好了，这充分印证了历届中国慈善排行榜的权威性。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已成为中国公益领域年度盛事的慈善排行榜，为什么陈先生还要莫名质疑呢？从其字里行间可以发现，陈先生恐怕对中国慈善排行榜的编制、发布体系并不很清楚，其所指“诺而不捐”的现象只是想当然的张冠李戴而已。不可否认，“诺而不捐”在中国慈善捐赠中是存在的，但并不等于“诺而不捐”者就能够进入中国慈善排行榜来忽悠了慈善。事实上，作为中国慈善排榜编制、发布的具体承办单位，《公益时报》一直非常关注这一社会现象，也多次对“诺而不捐”现象进行过调查和批评性的深度专题报道。而能确保“诺而不捐”者无法借慈善排行榜来忽悠慈善的则是该榜编制发布的体系。

    中国慈善排行榜是在国家民政部、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五部门指导下，在包括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老龄协会等40多个国家级民间组织的支持下，由被评为全国先进民间组织的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编制、发布，并由中国公益领域唯一的全国性综合性报纸《公益时报》具体承办。仅这一庞大而权威的编制、发布阵容就能充分确保中国慈善排行榜的公正、公平。更何况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编制发布单位已形成了专业而系统的慈善排行榜编制发布体系。

    中国慈善排行榜的编制发布，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并结合中国慈善捐赠的现实情况，联合国内知名高校的专业研究机构，制订了科学、系统、严格的编制和发布的标准、流程，并设计出中国首套、目前也是唯一的慈善捐赠数据调查体系，仅捐赠数据来源就有七个方面，包括国家民政部及各地民政系统接收捐赠数据、国家税务部门捐赠免税数据、各民间组织接收捐赠数据等。同时，成立“中国慈善捐赠数据调查统计志愿服务团”来完成数据的调查核实工作，相应的财务和法律问题也委托国际知名会计师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完成。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套具有完整评价指标的编制、发布体系，才让“福布斯”放弃了编制中国慈善排行榜的想法。对于陈先生的质疑还有必要强调的是，中国慈善排行榜的捐赠数据统计全部以实际到账的现金或实物捐赠为准，任何没有凭据的口头捐赠都不能进入统计系统。试问，在如此清晰的编制发布体系中，“诺而不捐”者又何来浑水摸名的机会？2009中国慈善榜将发布“诺而不捐”者黑单，更充分说明了该榜单的编制发布坚决抵制忽悠慈善者进入。

    作为中国慈善排行榜的编制发布单位，相信他们是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批语指正意见的。但这并不能成为一些人给慈善排行榜抹黑的理由，希望那些不经调查研究、想当然的给慈善排行榜乱扣帽子的人士能够用点心，多了解一下这个爱心榜单，批评也要批语到点子上，而不要弄些哗众取宠的莫名其妙的嚼头来混混淆视听。

扼杀网友自拍是与民争“利”

文/松榆轩主

    据《时代周报》报道，2007年底，广电总局发布《关于加强互联网传播影视剧管理的通知》，规定要求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单位应当依照《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但这一管理规定从未得到真正有力落实。时隔一年多后，日前广电总局再发《关于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管理的通知》，其中第四条规定：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传播的影视剧，必须依法取得广播影视行政部门颁发的《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电视剧发行许可证》。

    广电总局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管理是份内之事，也是保护国内外影视产品版权的必要之举。然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据报道称，这次广电总局居然将网友自拍也纳入管理范围，特别指出，对于“自拍”、“热舞”、“美女”、“搞笑”、“原创”、“拍客”等题材要重点把关。如此，象“一个馒头上发的血案”这样独乐乐并众乐乐的网友原创视频恐怕就要遭遇没顶之灾了，用《时代周报》的报道语言说就是“个人自拍视频从此绝迹”。

    网友自拍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及数码产品的普及和相关技能大众化而出现的一种新大众娱乐方式。网友自拍以“独乐乐并众乐乐”为目的，极大的丰富了网民的网络生活，成为揭示社会问题、发展大众娱乐、促进互联网发展的重要网络内容之一，并成为网民热捧并积极参与的网络方式。网友自拍不以赢利为目的，从娱已并娱人的最终结果看，还具有相当的公益性。现在连这样的网友自拍居然也要申请“公映”许可证，就实在让人有些无语了。

    无语也要说几句。加强影视作品的网络传播管理，切实保护知识产权，这个出发点当然没有错，出台相关的管理规定也属职责之举，无可厚非。但广电总局的手是不是伸得也太长了？网友自拍恐怕并不在广电总局的版权管理职权之内吧，如果网友个人并不追求版权问题，纯以娱已娱人为目的，就根本不存在版权问题。而内容上不可否认的是，会有一些低级、庸俗甚至是暴力和黄色的东西出现。但内容的管理已有《互联网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范规，并有网监部门具体负责实施监管，相关网络运营商也依法被贴赋予管理职责，如管理不到位而违规也会受到相关法规的处理。网友自拍既然已有相关法规和部门来管理，与广电总局的职责权限就有些八竿子打不着了，做此规定实在有些道士念了和尚的经的味道。

    在莫要乱伸手的同时，广电总局对自己职责之内的一些乌七八糟的事却似乎有些视而不见。虚假电视广告满屏飞，特别是那些胡说八道骗消费者的电视购物节目，怎么就不见广电总局弄个啥规定好好管一管呢？山寨手机将手机基本功能吹成了创新，山寨笔记本竟然与国外知名自主品牌去比价格，故弄玄虚的“限时抢购”、“成本价销售”等等，鬼都看出来净是骗人的把戏，为什么广电总局就是熟视无睹呢？因为事涉广电系统自家门里的利益，送上门的钱怎么能自己踢出去呢，更不会管这钱是不是靠骗人赚来的。而网友自拍不仅于广电系统无利，更有可能随着这种大众化的娱乐方式的发展而分流电视观众，直接影响到广电系统的整体利益。

    如此，广电总局出台“网友自拍申请许可证”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规定就并不可笑了，而是一变而为利用公权力制订保护自身利益政策的行为，而这一政策却是以限制大众娱乐方式发展甚至还可能是扼杀为代价。这实质上也是一种与民争“利”的行为，只是网民的“利”只是“图个乐”，而广电系统的“利”则是实实在在的钱。

    广电总局还是认认真真打扫好自己门里的地、扫清自家门前的雪的好，别在拿网友“就这点乐”下手了。广电总局应该站在政治的高度认识到，给网友一个个性释放的空间，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谁让老上信户精神有了问题？

文/松榆轩主

    据《信息时报》报道，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公开发表“老信访专业户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目前已经有上千民众签名要求他澄清并且致歉。

    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指责孙教授，孙教授又为什么必须道歉。作为国家级的专家，作为北京大学知名的教授，我绝对相信孙教授说的是事实，而且以教授的身份和地位，相信他的说话也有相当的调查和科学依据。因此，我不支持指责孙教授，更不需要孙教授道什么歉，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还应该感谢孙教授，因为他作为一个专家学者道出了我国社会问题的一个事实。如果一定要对孙教授有所批评的话，那么就只有一点，即孙教授为什么不说清楚“老信访户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有精神问题”的实质原因。

    我不是医生，更不是专家，对病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并不了解多少，但对“精神有问题”还是多少了解一些的，作为一种心理范围的疾病，其成因绝对不只是自然病理学上的原因，而是与外界施加于其心理上的因素有绝大的关系，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人不可能毫无来由的就“精神有问题”。那么老信访户为什么九成九以上“精神有问题”？肯定不是他们一出娘肚子就有这样的精神问题。我想，孙教授作为长期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专家学者，一定是非常了解其成因的。可惜的是，孙教授只是说出了一个现象，却在老信访户几乎全都“精神有问题”的原因上语言不详。这才是我们要质疑和责问孙教授的重点。

    其实孙教授就算不说出来，他自己和社会公众也大体是明白的，老信访户之所以几乎全都有精神问题，肯定与他们信访的问题以及信访过程中的人和事有绝大关系。为什么信访？就是要解决问题。谁来解决问题？当然是信访户们信访的政府有关部门。因此，所有与信访户信访的问题有关的人员、单位和政府部门，涉及所有信访过程的政府部门，其言行和处理信访事由的方式，都有可能是老信访户“精神有问题”的成因。事实上，信访这条路上的事事非非，很多人是清楚明白的，包括孙教授，包括相关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当然也包括社会公众。“踢皮球”就是对信访工作最常用的评论语言，也是信访工作中最易发的问题。试想一想，如果一个人整天被当皮球踢来踢去，再正常的人恐怕也会“精神有问题”。可以说一个“踢皮球”就能把所有信访户都“踢”成“精神有问题”，更别说循私枉法、冷言恶语、打击报复等更让人心里窝火的工作方式或行为。因此，我相信孙教授所言“九成九以上老信访户精神有问题”是事实，但这“精神问题”绝对不是老信访户的与生具来，而是在信访的艰辛征途上被逼出来的，是被那些制造信访问题并在处理信访问题过程中不当对待信访者的有关人员逼出来的。

    有鉴于此，我们不仅不应责备孙教授，还应敬佩他的勇气——说出一个社会现实的勇气。但是，如果孙教授只是站在病理学的立场，而妄顾“精神问题”成因的社会因素，并以此为由，意在为那些对人民群众的疾苦麻木不仁、视而不见、推委扯皮甚至行政不作为或渎职的官员开脱的话，那他就是专家学者中的败类。在这样的专家学者和那些被开脱的官员的双重威逼下，相信不仅老信访户们会百分之一百“精神有问题”，新加入信访队伍的信访者们也很快都会“精神有问题”，那么最终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整体“精神有问题”。如果到了这样的境地，学问再好的孙教授们恐怕也只能仰天长叹一声——无可救药喽！

（shang访一词居然发不出来，只好用信访替代，这网易真左）

灾民为何“甘愿”被村官索贿？

文/松榆轩主

    据四川新闻网报道，四川省资阳两名村官利用手中职权，在发放灾后重建款和生活救济款时向受灾群众索要贿赂。受灾群众为顺利拿到重建款，只得向两人行贿。为顺利拿到贿赂，两名村官甚至要求受灾群众在信用社贷款交付行贿款。

    救灾款是道“高压线”，谁碰谁完蛋，可为什么偏偏还是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打救灾款的主意？资阳两村官借发放震灾后重建款向群众索要5000元和3000元不等的贿赂，国家发放的每人每月300元的生活补助款他们也要从中抽头一半，这样的恶行天理难容。问题是为什么受灾村民“甘愿”支付索贿款呢？

    是因为国家拨付的重建款在给付索贿款后还足够盖房吗？按照国家补、社会助、个人添的重建原则，国家拨付的重建款显然不足以盖起一间房。是因为灾民有钱，国家补助是“意外之财”，能拿多少多少拿多少吗？显然也不是，大灾之后大部分的灾民几乎是“净身”出户，要不然国家也不会又拨付重建款还给生活补助款。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灾民“只得向两人行贿”，而不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益权呢？原因只有一个，是现有相关制度的缺陷让受灾村民“投诉无门”。

    在现有相关制度下，救灾款、重建款、生活补助款等等名目繁多的款项，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安排发放。而发放的程序则是层层下拨，从国务院到受灾村民个人，一个环节也少不了。这种传统的层层发放方式则让这些款项在每一个层级都有了出问题的机会，越往下出问题的概率越大。多头和层层发放不同的款项，让本就政策水平不高且信息渠道有限的村民也搞不清什么样的钱有问题该去找谁。于是在被迫行贿的情况下，本着“能拿多少都是钱、有总比没有好”的心态，而“甘愿”为之。

    要防范救灾各种款项出问题，必须对现有相关制度作出修正。一是取消“政”出多门，涉及灾区灾民的款项一律由一个部门一条线下去，目标单一，责任明确，便于掌控，利于监督。二是改革层层下拨、基层发放的传统方式，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建立救灾款直达灾民手中的直通车，如从中央到地方救灾款全部走金融通道，从国家下拨开始，全部从银行向下走，基层发放时也不是发放现金，而是根据灾情调查和核实情况，具体每家每户该发放什么样的款项、共多少钱，由基层相关部门向灾民发放记载这些详情的领款凭据，再由灾民个人直接到银行去领取。如此，就算救灾款下拨环节再多，每个环节都不能接触到具体资金，能够比较有力的减少层层克扣甚至是贪污索贿的情况发生。当然实行救灾款下拨发放阳光政策、有关部门加强监督审计、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等等，也是完善救灾款发放制度的应有之意。

    救灾款就是救命钱，事涉人命关天的天理。打救灾款的主意伤天害理，天理当然难容。但在救灾款出问题时，不能厉斥一声“天理难容”就完了，而是应该针对问题制定有效的对策。中国是多灾之国，每次灾害几乎都有救灾款出状况的报道，而每次出状况前都有这措施那政策出台，可谓声色俱厉，但还是阻止不了问题的发生，这就充分说明问题是出在制度、政策和方式上。如果不能从这个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就算天天骂娘也难以防止有人打救灾款的主意。

企业诚信岂能挂羊头卖狗肉

文/松榆轩主

    “一碗普通的牛肉面，加一个鸡蛋、一份牛肉、两份小菜还有一小碟水果，这样的牛肉面套餐在兰州中川机场的餐厅内，卖到了50元。该餐厅曾在2005年因牛肉面卖到32元，被摘掉“诚信单位”牌匾。可如今牛肉面涨到了50元，被摘掉的牌匾也依然挂在店内。”《兰州晨报》的报道这篇报道让人不禁要问，难道真如老祖宗说的“无商不奸”？可奸商为何还很在意“诚信”这套行头？说明“诚信”还是人们对企业的最大期待。但企业诚信又岂能挂羊头卖狗肉？

    已仙逝可爱赵丽蓉老太太有个成名小品，揭露了一餐厅老板价格欺诈的奸商嘴脸，最后赵老太太主演的“打工老妹”挥毫泼墨，赠店家“诚信为本”四个大字，赢得台下屏前一片掌声。节目的经久耐看和当时热烈的掌声，就是社会的心声。其实虽然自古以来就有“无商不奸”之说，但“诚信为本”也向来是中国人提倡的传统商德，“诚信”经营故事更是触典皆是。在今天企业社会责任已东风盛起之时，“诚信”更是企业必修的基本德行，因为没有诚信，责任根本无从谈起。然而，便如自古以来“奸商”陪着“诚商”走一样，而今的企业界依然是泥沙具下、鱼龙混杂，更有不少企业如兰州这家餐厅一般，打着“诚信”的旗号，干着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如某品牌饮料在广告中宣称的矿泉水居然是自来水，再如一直为人们信赖的三鹿奶粉谁又能想得到居然会加了三聚氰胺，还如已被检出有轻量有害物质的某名牌婴幼儿护肤品居然还声称不会停止销售……如此等等，其实都是商之奸的本质表现。

    奸归奸，这诚信的幌子还是要高高举起的，因为奸商也清楚明白，“诚信”是消费者对企业最基本的期待。但为何又有那么多的奸商能逍遥自在的做挂羊头卖狗肉的生意呢？在《兰州晨报》的报道中笔者注意到，兰州那家餐厅2005年即因卖高价牛肉面而被责令整改，并被有关部门摘掉了“诚信单位”的牌子，但至事发时止，除了这块被摘掉的牌子依然故我的挂在墙上外，居然还有兰州市费者协会颁发的另一块“诚信单位”牌匾，有效期是2006年3月至2008年2月。在兰州市消协看来，企业“诚信”居然是有期限的，不知道在“有效期”内，兰州市消协有没有对自己颁发的这块牌匾负过责，去定期监督这家餐厅是否已诚信不再，更不知道兰州市消协颁发这牌子的时候有没有收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兰州市消协颁发这块牌子的行为也是助长这家餐厅行挂羊头卖狗肉奸行的要素之一。打着保护消费者权益旗号的消协都有意无意的成了奸商的“帮凶”，奸商不遍地走那才见怪呢。奸商之所以可以大行其道，就是因为有如此这般诸多的保护、助长因素。

    “诚信”是个好东西，但企业诚信等不来，更不可能完全靠企业的自觉，而是需要一套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完整的社会监督机制。消费者当然首当其冲的监督者，但消费者并不人人都是专家，如果不是孩子们吃出了毛病谁能发现三鹿奶粉的中的三聚氰胺？如果不是孩子们得了皮肤病，谁又能发现那牌中的名牌护肤品中有轻量有害物质？不能因为是消费者，就把所有监督的责任都推到消费者头上，更重要的在于法律政策如何引导企业遵守“诚信”为本的商则，更重要的在于政府有关部门及如消费协这般的有关机构如何尽职尽责。因三鹿奶粉事件，中央数个部委局的8名领导干部受到严肃处理，其实这就是建立企业诚信乃至社会诚信的重要路径，即“法律规范、政策引导、责任连带”，谁的职责范围内出了问题，不只要处理相关企业，有关政府部门及机构也必须负监管不力的连带责任。唯有此，才能避免诸如乱发“诚信”牌匾的问题，才能防范“官商勾结”、机构与商家在利益上狼狈为奸。

处理三鹿事件重要责任人应透明

文/松榆轩主

    据人民网报道，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对三鹿奶粉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的质检总局、农业部、卫生部、工商总局和食品药品监管局的有关人员作出处理，决定给予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司长王步步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和撤职的行政处分，给予工商总局食品流通监督管理司副司长卢艳刚撤职的行政处分，给予农业部畜牧业司司长王智才降级的行政处分，给予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农业部总经济师张玉香、卫生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与卫生监督局局长赵同刚记大过的行政处分，给予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局长孙文序、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孙咸泽记过的行政处分。

    处理8名中央部委涉事领导，应该是三鹿事件的尾音了。这尾音够响亮、够有力，是最好最强有力的问责。但这一大快人心的处理结果尚有不尽人意处，即对涉事相关领导干部的处理还不够透明。从处理的8名领导干部任职部门和职务看，主要事涉食品质量监督、安全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央纪委监察部只简单的公布了处理结果，却使公众对这些领导干部到底负有怎样的责任有些云山雾罩，不甚了了，只能大概齐想这些领导干部与三鹿事件有关吧。

    这种不透明严重削弱了中央处理决定的社会影响力，还可能带来不必要的、更有可能是负面的猜疑。三鹿事件的处理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应该对重振消费者对中国奶业的信心有巨大作用。但是处理结果的不透明使消费者难以了解这些被处理领导干部的具体错误，这些错误到底有多严重。没有这些具体的内容，消费者要么激动一下下也就过去了，反正是处理中央部委领导干部了，也就这样了吧，难以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消费者自身社会责任等等方面对消费者产生更大的影响。或者消费者还会费心费力的猜测这些领导干部到底因什么而担责，或许只是执法不力的职责过失而已，但如果让消费者去猜测，则有可能猜测成是不是收了钱之类的更严重的问题，因此，处理结果的不透明还可能带来公众思想认识上的混乱。

    既然中央已下了大决心对三鹿事件做出这样彻底的处理，还是应该向公众将被领导干部所犯的具体错误说清楚的好，一方面给公众一个明白，让公众更透彻的了解中央推行重大事件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是对被处理领导干部一个公正公平的交待，让人家被处理得心服口服，才能让更多的领导干部从思想的骨头缝缝里认真吸取此次事件的教训。更重要的是，增强此次处理结果的透明度有利于推进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向纵深发展。如果把此次处理结果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全部说清楚，那么就会成为各级党政机关推行问责制的典型案例，也能让公众更详细的了解问责制的具体实施过程，增强人民群众对推行问责制的信心与期待，避免不必要的猜疑。

    因此，中央有关部门不仅要透明处理结果，还应在透明的基础上，通过更详尽的解剖三鹿事件这只“兔子”，全面检讨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予以进一步的完善，同时通过透明与人民群众形成互动，使问责制成为一项既真正能够约束领导干部行为、又得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好完美制度。关起门来的问责制只能从制度上处理一个人，但却未必能够服众，也难以取得应有的社会公信力。透明才是问责制与人民群众沟通互动的最好方式，也才能收到教育干部、团结人民、提振国民信心的双重效果。如果能做到这一步，那么三鹿事件的负面效应还会进一步削弱，而其积极意义则会得以正常放大。

否决汇源并购案的战略思考

文/松榆轩主

    据《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3月18日报道，商务部当日表示，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未通过反垄断调查，因为收购会影响或限制竞争，不利于中国果汁行业的健康发展。商务部具体阐述了未通过审查的三个原因：第一，如果收购成功，可口可乐有能力把其在碳酸饮料行业的支配地位传导到果汁行业。第二，如果收购成功，可口可乐对果汁市场的控制力会明显增强，使其它企业没有能力再进入这个市场。第三，如果收购成功，会挤压国内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抑制国内其它企业参与果汁市场的竞争。

    争议已有时日的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终落尘埃，最终的结果可谓顺民意、得民心。但中国商务部最终裁决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反垄断，更不仅仅限于顺民意、得民心，而是有着更深层次战略思考的因素。

    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向来是中国经济的命脉，更是解决13亿人吃饭的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虽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向工业化大国迈进，“以粮为纲”的口号也几近销声匿迹，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依然是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中国依然处在农村不稳、一切土崩瓦解的状态。因此，农业安全重于任何国家安全。而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一旦成功，则可能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农业安全。

    从商务部未通过该并购案的三个原因看，其一，如果可口可乐将其在碳酸饮料行业的支配地位传导到果汁行业，则会严重威胁中国倡导绿色健康食品的战略布局，并进一步威胁到已蓬勃兴起的中国绿色农业。其二，如果可口可乐因并购成功而形成在中国果汁市场的垄断优势，则等于垄断了中国相当一部分农产品市场，本就不占市场优势的中国果农将在产品价格上更无发言权，由此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显而易见。其三，收购成功会挤压国内中小企业生存空间，而目前存在的大量果汁行业中小企业多为乡镇企业，不仅帮助中国农民消化了大量农果产品，也是吸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更是农业高附加值产业化的必由之路，而可口可乐并购成功后的垄断优势则会在这些方面带来一系列的不安全、不稳定因素。我们无法期待一家外资企业以其商业模式的利益来迁就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因此，上述不安全因素是不得不认真考虑、审慎对待的。这也是先前众多人士反对该并购案的重大原因之一。

    否决汇源并购案的战略思维应该进一步扩大到所有涉农行业和产业，特别是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和流通行业，这不仅事涉中国农民收入能否有效提高等等权益的保护问题，更是确保中国农业安全并进而确保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特别在中国农民及农村基层干部市场观念还不够强、市场发言权还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国家更要从战略上解决农民权益保障问题，农民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则农业活，农业活则全国一盘棋皆活。否则，农民权益因不当决策受到损害，则会引发一系列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农业根基一旦动摇，则国家发展将失去根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会成为痴人说梦。

    同时国家还应出台相应政策，大力扶持民族涉农产业。而作为涉农产业企业也应国家全局发展的战略高度，努力做中国企业好公民，将做大做强企业不仅看作是企业发展的自然之道，更是趺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天职所在。农之不存，企之焉附？国又何存？